《白鹿原》讀后感 本文簡介：

《白鹿原》讀后感羅燕在開始讀這部小說前，我對這部小說是有著巨大的好奇心的，但是當我真正讀它的時候，我的內(nèi)心又充滿了疑惑、不解和感嘆�！栋茁乖�》里的故事從清末寫到解放初，其間還涉及到解放以后更長的時間。這是一部滲透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小說，也是一部現(xiàn)實主義的小說，深刻反映了那個年代，社會歷史的變遷，揭示了

《白鹿原》讀后感 本文內(nèi)容：

《白鹿原》讀后感

羅燕

在開始讀這部小說前，我對這部小說是有著巨大的好奇心的，但是當我真正讀它的時候，我的內(nèi)心又充滿了疑惑、不解和感嘆�！栋茁乖�》里的故事從清末寫到解放初，其間還涉及到解放以后更長的時間。這是一部滲透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小說，也是一部現(xiàn)實主義的小說，深刻反映了那個年代，社會歷史的變遷，揭示了那個年代人們思想的封建和迷信。小說中各種性格各種身世遭遇的人物互相穿插、矛盾，給我們展示了當時社會的情況，也讓我們認識到當時的社會現(xiàn)狀，讀完這部小說后，我的內(nèi)心直呼過癮。

關(guān)于白嘉軒和鹿子霖。

白嘉軒是白鹿原的族長，他一生都固守封建，做事一板一眼，行事光明磊落，懷仁義之心。他的封建固執(zhí)在要不要為小娥建廟上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他寧愿全族都染上瘟疫，也不肯向小娥低頭。因為他認為小娥是一個杵逆?zhèn)鹘y(tǒng)文化，行為不知檢點的女人，讓他同意給她修廟是一件恥辱的事。像文中白嘉軒所說“…逼我給婊子抬靈修廟，這是逼我鉆婊子的袴襠！你們還說在我修起廟來給我掛金匾，那不是金匾，那是把婊子的騎馬布掛到我的門樓上！…”他的內(nèi)心對于不遵循傳統(tǒng)道德的事情是排斥的，是堅決不同意的。也正像黑娃說的“嘉軒叔的腰桿挺得太直了”。但是就算白嘉軒的腰桿再直，就算他在外人眼里永遠是一副冷靜、嚴肅的模樣，在遭受了那么多苦難后，他的內(nèi)心也會承受不住啊。在他被受黑娃指示的土匪打斷了腰后，他內(nèi)心的痛苦更加的無法言說，于是在鹿三的面前，他第一次聲淚俱下，訴說著自己的痛苦，尋求安慰，想讓自己內(nèi)心的壓抑得到釋放。

鹿子霖的人物塑造和白嘉軒似乎有一些對立，從黑娃的感受來說，鹿子霖使他感到親切，鹿子霖常常在街巷里猛不防揪住黑娃頭上的毛蓋子，哈哈大笑著脅逼他叫叔。而白嘉軒大叔永遠是一副凜然正經(jīng)八百的神情，鼓出的眼泡皮兒總是使人聯(lián)想到廟里的神像。我想黑娃大概從記事起就看不慣白嘉軒了，所以當鹿三讓他去白家去做工時，黑娃硬是不去，對鹿三說“我嫌…嘉軒叔的腰…挺得太硬太直…”，以至于后來他當了土匪專門打斷了白嘉軒的腰，一切都有因有果。鹿子霖相對于白嘉軒，更多了一些心機，在處事為人上，也遠比不上白嘉軒的正直，他風流有時甚至陰險。他讓小娥去勾引白孝文，毀了白孝文，毀了白嘉軒理想中的繼承人，也毀了一個好族長。他把白孝文的房子買下拆了，目的就是讓白嘉軒沒面子。他愛好美色，和許多少婦有染并且生下了孩子，在他坐牢回來后，為了讓那些孩子逃避被拉去做壯丁，把老相好的孩子全部認做干親，還不知羞恥地說“這主意好，本來就是我的娃嘛”。越看到后面，我對鹿子霖的印象越不好，他的行為與人品，讓人所不恥。

關(guān)于白鹿原的女人們。

小說一開頭就寫了“白嘉軒后來引以為豪壯的是一生里娶過七房女人”，從第一房女人死于難產(chǎn)，到第二房女人死于癆病，再到后來沒有門當戶對的人家肯把女兒嫁給白嘉軒。村人們也開始竊竊著他命硬的傳聞，后來只有那些女兒多養(yǎng)不活的窮人家還愿意冒險把女兒嫁給他，那時候，遠遠近近的村子熱烈地流傳著關(guān)于白嘉軒的生理秘聞，以至于他的第五任妻子被內(nèi)心的恐懼活活嚇死。直到他的第七任妻子仙草的到來，打破了關(guān)于白嘉軒的謠言。到這里，我心里想的只有一個詞：可憐。白嘉軒的前六任妻子可憐，仙草何嘗不可憐呢？她為了給白嘉軒生孩子，克服自己心中的恐懼，取下求來的桃木錘。在封建社會，在那個吃人的社會，女人只是淪為生殖工具，女人就是用來傳宗接代的，所以才有了白嘉軒娶七房老婆的故事。女性的價值在那個社會得不到尊重，在家里沒有地位，不得不說這是中國傳統(tǒng)女性的悲哀。

田小娥這個人物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她完全是舊中國婦女命運的典型代表，她的一生是悲慘的，因為她的美貌也因為她作為弱勢人群的無能為力。小說中沒有直接描寫她的樣貌，但是從那么多男人被他吸引，從黑娃把她藏著怕被士兵們給糟蹋，從原上人們對她唾棄中可以看出她有多美。在中國封建社會中，這樣漂亮的女人是不受待見的，人們更喜歡的是身材較粗壯，結(jié)實能干守婦道的女人，而田小娥這樣一開始就作為別人的二房，甚至后來跟著黑娃跑了，只能淪為他們口中的“賤人”、“婊子”。小娥的命運悲慘是由那個社會造成的，同時也是由那些男人造成的，黑娃扔下她去當了土匪，鹿子霖利用她去勾引白孝文達到自己的目的，白孝文沉迷她的美貌卻什么也沒能給她，他們給她留下的始終只有無止境的罵聲和傷疤。

另外一個與白鹿原的女人們的命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白靈，她的身世就注定她的不平凡，她是白家的小女兒，是白嘉軒最喜愛的寶貝。她出身在典型的中國封建社會農(nóng)村地主家庭，她從小接受的教育是“女子無才便是德”，但是她不甘心自己的一生做一個和母親一樣的女人，所以她走出家門和哥哥們一起去私塾念書，到后來極力掙脫家庭的束縛去新學堂學習。她在新學堂得到了與現(xiàn)代社會進步思想接觸的機會，擺托了封建思想的束縛，真正地為自己而活，向新時代進發(fā)。她不怕苦不怕累，那個時候她已經(jīng)和白鹿原上那些傳統(tǒng)女人不一樣了，她有思想，有信仰，她與男人們肩并肩搬運尸體，輾轉(zhuǎn)各方為共產(chǎn)主義事業(yè)而奮斗。白靈這一形象更加襯托出田小娥的悲哀，更加襯托出白鹿原封建思想下女人們的悲哀。她的出現(xiàn)也讓這本小說更加具有活力。

關(guān)于朱先生。

在剛開始了解到朱先生這個人時，是他像神一樣的占卜能力，我想陳忠實先生在塑造這個人物是一定是帶有偏袒之心的，朱先生在《白鹿原》中的形象就像諸葛先生一樣，是最具有智慧的人。朱先生自幼苦讀，飽學儒雅，他內(nèi)心有自己的堅持，也有自己信仰的東西。人們對于朱先生是敬佩的，覺得朱先生是神，能占卜。但是朱先生自己說：“我不是神，我是人，我根本都不信神”。這句話也說明了朱先生雖然飽讀詩書，但是也不相信迷信之說。朱先生是白嘉軒的姐夫，白嘉軒一貫尊重他，但他卻從來也沒有像一般農(nóng)人一樣把朱先生看做知曉天機的神，而是斷定朱先生是圣人，自己不過是個凡人。從朱先生書房的布置中，白嘉軒覺得像姐夫那樣真有學問的人，其實才不顯山露水，從根據(jù)自己的描述姐夫斷定他看見的是一只鹿時，白嘉軒更加斷定姐夫是圣人了。

朱先生一生從來沒有做過損人利己的事，他盼望的不過是祖國統(tǒng)一，百姓安康。當原上瘋狂種植鴉片時，他親自出面發(fā)表禁種大煙的講話，并且下地犁掉了白嘉軒的罌粟，他的作為被大家所贊賞，從某一程度上來說，他拯救了一部分人。他獨自一人進入軍營，以三寸不爛之舌勸退清兵二十萬，并且他不驕不躁，不擺譜，在方巡撫為他備下一桌豐盛的晚餐時，朱先生卻只搛素菜，見方巡撫放下筷子，便把剩下的菜一起倒進自己帶來的瓦罐里。

他明辨是非，為人正直，不做一點對不起自己良心的事。當軍閥劉軍長來找他時，他在門口拴上兩只惡狗，還讓廚子用豆腐熬肉來招待他。當劉軍長請他當自己的私人老師、寫一副字畫、為自己算一卦時，朱先生無一例外的都拒絕了。岳維山以縣志經(jīng)費做要挾，讓他寫剿匪宣言，他也毫不留情地堅決拒絕。后來，鹿兆海要上戰(zhàn)場問他求字時，他內(nèi)心激動甚至寫的時候手都在顫抖，最終寫下“白鹿精魂”。為鹿兆海送葬時，他親寫祭文，親扶靈柩。

他淡泊名利，博古通今。在原上鬧饑荒時，縣長請他任賑濟災(zāi)民副總監(jiān)，他毫不猶豫地答應(yīng)了，在他任職期間，他不偷取一分一毫，確保把每一粒米送入老百姓口中，并且還提議賑濟會同仁一起去舀一碗舍飯。鹿兆海陣亡后，他與其他八位先生放下手中的筆，堅持要上戰(zhàn)場，他的雄心壯志，為國家做貢獻的精神，令人折服。到他死去，他的遺囑還在叮嚀著家人不要大操大辦。在他死后，原上所有人自愿為他吊孝，在門前久久不愿離去�！鞍准诬庍M入書院，幾次跌滑倒地，爬起來跌到靈堂前，顧不得上香，就跌撲在靈桌下，巨大的哭吼聲震得房上的屑土紛紛灑落下來，口齒不清地悲叫著：“白鹿原最好的一個先生謝世了……世上再也出不了這樣好的先生！”這段對白嘉軒的描寫可見朱先生在他心中的地位，他一生腰桿硬，很少這樣不顧形象地大哭。作為朱先生的學生黑娃送的挽詞：自信平生無愧事，死后方敢對青天。更加說明了朱先生的為人，朱先生一生為人民服務(wù)，從未虧欠他人。

白鹿原的故事還在繼續(xù)，老的人老了，但是時代的年輪仍然在轉(zhuǎn)動。

我品白鹿原

是那水榭明珠,卻已是滄海桑田,人事茫茫。當我走進《白鹿原》時,陳忠實帶給我的是我這個時代所無法體會到的情感。我喜歡忠實的溫文爾雅,文字里卻有波濤洶涌的感覺。坐在月下,一邊吃著飯,一邊細細咀嚼《白鹿原》,五指微攏,仿佛就能夾起整個民國。

其實《白鹿原》寫出了中國社會復雜的階級關(guān)系、階級意識和階級斗爭,但他又超越了傳統(tǒng)的階級分析的窠臼,寫出了生活與人性的復雜性,具有“史詩”的意義。

《白鹿原》所描寫的生活在時間跨度上由晚清至新中國建立大約50年。這50年時中國近代歷史上最為曲折的歲月之一。中國社會在這期間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社會的各種矛盾和斗爭之復雜,之劇烈都是空前的。在這些矛盾和斗爭中,階級矛盾和斗爭無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但非常可貴的是,作者并沒有把階級斗爭簡單化、絕對化,而是把階級斗爭放在名族歷史文化的大背景中,反映出各種矛盾和斗爭的糾葛,斗爭也不僅僅圍繞著階級陣營而展開,更多地圍繞諸如生存、權(quán)力、財產(chǎn)、榮譽、道德、理想等展開的,這些內(nèi)容可以歸結(jié)為人性與文化的范疇,有著更豐富的內(nèi)涵。

《白鹿原》所著力揭示的“名族秘史”,就是名族文化淵源的水下冰山。而“仁義白鹿村”恰恰帶有濃郁的“禮儀之邦”的象征意味。對白、鹿家族來說,“仁義”、“耕讀傳家”、“學為好人”的家族綱紀,不僅是白嘉軒的人生信條和立身之本,更是其家族存在和延續(xù)的生命力之源,一種生生不息的“本分”精神意志;作家也是把它作為我們民族文化精神特性的集中體現(xiàn)而予以正面張揚的。

小說對民族傳統(tǒng)文化精義的敘述和張揚。主要是通過一種文化人格的塑造來完成的。這種文化人格的具體化、對象化的過程,就是白嘉軒,朱先生等形象性格逐漸清晰浮現(xiàn)的過程。也可以說,作家在對這些藝術(shù)對象的精神世界的解密和描述中,充溢著一種對圣賢文化及其圣賢文化所造就的思想人格的景仰和向往。

朱先生是傳統(tǒng)文化精華的集中體現(xiàn)者。他能清醒地對自己進行角色定位,以傳承文明、拯治精神、安頓靈魂為己任,拒絕為官。因此,講學、治學便成了他生命的主旋律。飽受儒家文化侵染的朱先生推崇的是“達則兼濟天下,窮者獨善其身”、“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信條,所以他又關(guān)心白鹿書院以為的風風雨雨,關(guān)注著百姓生靈的疾苦盛衰。于是,他的生命經(jīng)歷中便有了只身卻敵、禁種鴉片、賑災(zāi)濟民等壯舉。他那博大而磊落的胸襟和“鐵肩擔道義”式的豪氣令人感佩不已。人,當他想著完成心中的大事以了卻心愿實現(xiàn)理想的時候,他就會把個人的利益乃至生命置之度外,無私而后無畏,無畏而后無擋,無擋而后成事,成事而后顯示了人格力量,強大的人格力量又支撐了光彩奪目的形象。朱先生一身所完成的大小業(yè)績還充分體現(xiàn)了他的睿智開明。不相信迷信,卻能“算卦”,而“算卦”背后卻是在總攬大局下一招具體情況作客觀分析和準確判斷。他對剪發(fā)、放足的贊賞態(tài)度則沖出了傳統(tǒng)文化的束縛,散發(fā)著開明思想、創(chuàng)新思想的芬芳,全然清除了陳腐之氣。他寧可犧身白鹿書院而不愿意混跡官場,一方面體現(xiàn)了他異常高潔的品行,揚棄了儒家文化所倡導的“讀書做官”的世俗信條;另一方面又與自我選擇、自我定位、自我實現(xiàn)等頗具現(xiàn)代意味的觀念息息相通。面對白孝文和鹿兆鵬的你死我活、國共兩黨及其黨內(nèi)的“窩里斗”,朱先生幾乎是束手無策,內(nèi)心充斥著無奈何悲涼,深感讀書人的力量之微薄。所以在他的晚年,曾對黑娃說:我都不讀書了,你還讀什么書?能把讀到的十分之一用到實際中去就很不錯了。在朱先生臨近生命終點時,把老伴喊成媽。這貌似不經(jīng)意的輕輕一筆,透出的卻是徹骨的悲涼。作者陳忠實對朱先生視乎也滿懷沉醉和贊賞之情,所以小說對朱先生額“仙逝”做了真切而具體的描述。顯然,作者把朱先生當成了白鹿的化身。

而白嘉軒人格精神的完善,就是首先得益于圣賢文化義理的洗禮。他曾有過難稱仁義之

舉的行為(如為了得到夢中的風水墳地而讓鹿家為了六分水地而打斗訴訟),但在官賜“仁義白鹿村”之碑之后,更得“圣人”朱先生“為富思仁兼重義”的點撥,從而促成了白嘉軒人格精神的完善化。他修祠堂,建學堂,廣施教化,營造白鹿村“友好和諧歡樂的氣氛”;為了鄉(xiāng)民利益而主謀雞毛傳帖,“交友”抗稅;懲罰鴉片煙鬼和賭徒,整肅族規(guī)綱紀;大旱求雨而甘當“馬角”等。正是由于白嘉軒謹遵“耕讀傳家”、“學為好人”的文化信念,使得他即使在急劇動蕩的年月也能充分表現(xiàn)出自信、自尊、務(wù)實的精神風貌。比如他雖是“風攪雪”的受害者,但絕不參與復仇行動,反而為農(nóng)民協(xié)會員們求情;尤其在家族沖突。派系復仇愈演愈烈之時,這種文化人格更顯示出其獨有的價值和輝煌:他不為利祿官位所誘惑,不為強權(quán)暴政所屈服,不被他人蜚短流長所左右,不隨政治風向所搖擺。白嘉軒的正氣和大義,來自于他的文化人格意志;其理想文化人格的形成�；�于深厚的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土壤。作品通過白嘉軒這樣一個文化人格理想的化身和楷模,完成了探究民族秘史、透視傳統(tǒng)文化神髓的創(chuàng)作意圖。

傳統(tǒng)文化精髓對理想人格的塑造,同樣反映在家族后背乃至不肖子孫身上。具有典型意義的例子是黑娃。他在結(jié)束了自己的土匪生涯后,虔誠拜師念書,“求學問為修身為做人”。由此,“黑娃真正開始了自覺的脫胎換骨的修身,幾乎殘忍地摒棄了原來一切壞習氣,強硬地迫使自己接受并養(yǎng)成了一個好人所應(yīng)具備的素質(zhì),中國古代先圣先賢們的鏤骨銘心的哲理,一層一層自外至里陶冶著這個桀驁不馴的土匪胚子”。在這里,小說以對黑娃修身做人、脫胎換骨的畫龍點睛般的書寫,樹起了一座“圣賢文化神話”紀念碑。

這種表達深深打上了當時社會文化思潮的烙印,帶有對于中古傳統(tǒng)文化化的過分美化。但《白鹿原》的確在藝術(shù)上到達了相當?shù)某删?一定程度上遮蓋了思想上的一廂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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