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德黑蘭》是一部于2012年播出的驚悚歷史電影,影片影片劇情精彩,耐人尋味,一起去看看網友們是怎么評價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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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離德黑蘭》是一部很典型的美國式個人英雄主義電影。電影說了什么?1979年1月中旬,伊朗爆發(fā)YSL革命。親美的國王巴列維被迫逃亡國外,被流放15年的革命領袖霍梅尼回到國內,并于當年成立YSL共和國。憤怒的伊朗民眾要求美國把國王引渡回國,遭到時任總統(tǒng)卡特的拒絕。隨即,伊朗民眾圍攻美國大使館,其中6名外交官輾轉躲進加拿大大使館。為了美國顏面,CIA展開營救。
營救專家托尼·門德茲假扮好萊塢電影制作人,和一幫真正的好萊塢電影人一起炮制了電影項目《Argo》,從劇組到宣發(fā)、辦公室,這個項目騙過了所有人。等啥都準備好,門德茲便大搖大擺地跑到伊朗。
當然營救過程是很驚險刺激的。教令部對門德茲將信將疑,讓他帶著自己的拍攝團隊到鬧市區(qū),誰知道會發(fā)生啥幺蛾子?讓這6個外交官一晚上記住自己的新身份,在伊朗人面前戰(zhàn)戰(zhàn)兢兢,跟當地人起爭執(zhí)的橋段簡直讓人緊張到屏住所有呼吸。
機場橋段拍得實在好!辦公室里那部一直響著、直至最后一刻才接上的電話,急匆匆跑進加拿大大使館的伊朗軍人,坐上接駁車之后、在后面此起彼伏的槍聲和追趕聲,都把觀眾情緒調動起來了。所以當空姐說:我們已經離開伊朗空域,可以提供酒水時,你由衷地和電影里的人一起慶祝著、興奮著。
這個故事本質上并不是那么正義。同樣是這位國王,1951年摩薩臺首相掌權期間,被軟禁在王宮。因摩薩臺首相主張石油收歸國有,英美不高興利益受損,發(fā)動政變,巴列維國王開始掌權至1979年。期間雖然經濟有所發(fā)展,但國內矛盾日復一日。
發(fā)動兩伊戰(zhàn)爭、肆意插手別國內政,美國玩慣這一套了!不管這部電影多么主旋律、鼓吹的美國英雄做派多么正面,并不能掩飾美國人在伊朗YSL革命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
觀眾可以從故事視角觀賞這部美國主旋律電影,但我想,沒人會質疑故事本身的不正義之處!短与x德黑蘭》是一部拍攝出色而故事激動人心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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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觀看電影《逃離德黑蘭》過程中我不自覺想起《辛德勒名單》、《拯救大兵瑞恩》這類好萊塢式營救電影,包括這部《逃離德黑蘭》在內這些電影都可以看做是屬于美國主旋律電影,他們宣揚的都是集體精神下的個人英雄主義!雖然昆汀·塔倫蒂諾說:“把電影拍成主旋律宣傳片是一種罪惡”,但好萊塢電影卻把這種罪惡拍得不留痕跡,讓觀眾每一次都不禁為電影中所洋溢的美國精神所感染,而這都要歸功于好萊塢對于故事獨特嫻熟的敘述方式。
《逃離德黑蘭》改編自真實的伊朗人質事件。歷史上解救人質的過程并無多少扣人心弦的情節(jié),如何對這樣一個觀眾耳熟能詳的故事說得跌宕起伏而不顯沉悶,不但要在故事上細致琢磨,更要在電影蒙太奇剪輯上下足功夫。電影最后托尼·門德茲帶著6名人質登機時的一波三折,托尼·門德茲不完滿的家庭促發(fā)了他偽裝電影人的靈感,這些都是虛擬的故事情節(jié),但卻很好的推動了劇情發(fā)展,為人物性格塑造補充必要的現實土壤。
但要說到對電影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數電影的剪輯手法!短与x德黑蘭》整場都采用了平行交叉的蒙太奇剪輯手法,為本不十分精彩的劇情營造了跌宕起伏的藝術效果。如影片開場時用版圖、人物等漫畫和歷史鏡頭,加上有點中世紀哥特式特色的女聲解說,寥寥數語便將影片背景交代得一清二楚,這個頭起得很棒,這都是剪輯的功勞。然后是劇本朗誦記者會一段,利用平行交叉剪輯穿插起伊朗人質被革命衛(wèi)隊蒙上眼罩、霍梅尼電視演說、加拿大大使官邸6名美國外交人員緊張交談等場景,節(jié)奏緊湊,為接下來解救人質做了很好的鋪墊。而汽車追飛機的“最后一分鐘營救”所營造的緊張感則完完全全是交叉剪輯的最高境界,雖然手法老套,在很多好萊塢電影中都看到同一種橋段,甚至場景都一模一樣,但用得恰到好處,也能很好的讓觀眾替主人公們捏把汗。
《逃離德黑蘭》被奧巴馬列為2012年度最喜歡的3部電影之一,如果這看做是黑人總統(tǒng)對美國主流價值觀的堅守,那接下來在第85屆奧斯卡電影金像獎頒獎禮上讓第一夫人視頻宣布《逃離德黑蘭》獲最佳影片,則被伊斯蘭世界視為具有濃郁的政治色彩。當然,對于觀眾而言《逃離德黑蘭》是否有政治指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影片在120分鐘里能否給觀眾帶來藝術的享受。作為奧斯卡最佳電影,《逃離德黑蘭》在人文色彩上確實不如往屆,留給人的思考空間有限,但如果純粹是作為快餐式消化的話,《逃離德黑蘭》做到了,而且還做得不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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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片的歷史背景
故事發(fā)生在1979年,地點在美國與伊朗首都德黑蘭間輾轉。其實,影片在一開始,就交代了一些歷史背景:
“伊朗自波斯帝國以來一直是國王統(tǒng)治。1950年,伊朗人民選舉了非宗教民主人士穆罕默德·摩薩德作為首相(國王),他將英美操控的石油國有化,歸還給伊朗人民。但在1953年,英美發(fā)動武力政變,推翻了摩薩德,并將禮薩·巴勒維推為新的伊朗王。年輕的伊朗王奢侈無度,據說他的夫人用牛奶洗澡,他本人的午餐都是從巴黎空運,但人民卻在挨餓。”
這段話首先點明了伊朗的政治制度:君主制。從穆罕默德·摩薩德起,國王就操控著伊朗國內的政治,掌控著一切外交動向。描述摩薩德政治作為的話看似中立,實際上隱含著影片的價值取向。摩薩德的石油國有化政策嚴重損害英美的利益,影片開頭對這一點避而不談,只提到了推翻摩薩德的這一武力政變事件,看似是為了避免觀眾一開始就做出相應的價值判斷,事實上,不過是更鮮明地劃分了敵友的界限。
“……伊朗王通過殘酷的秘密警察薩瓦克(the Savak)執(zhí)政(即伊朗國家安全情報組織),于是刑訊和恐怖的時代開始了。他又開展了西化伊朗的運動,激怒了傳統(tǒng)的什葉派穆斯林。1979年,伊朗人民推翻了伊朗王,被流放的牧師霍梅尼回國統(tǒng)治伊朗。伊朗充滿了復仇、殺戮和混亂。”
提到繼任者巴勒維的時候,也閉口不談他的親美傾向,以及對石油政策作出的改變:與英美合作,取消國有,而是狡猾地加重了伊朗人對巴勒維國王另外兩點不滿的敘述,這就容易給觀眾造成一種錯覺:伊朗人對巴勒維國王的惡意主要是因為他個人的生活作風以及對教義的顛覆,而不是聯合美英改換石油政策這種對本國利益有直接沖擊的事情。不過,若是想到這是一部美國人拍給美國人看的電影,甚至還得到了美國電影工業(yè)的最高褒獎——奧斯卡最佳影片獎,這一點就不足為奇了。
之后便是巴勒維國王罹患癌癥,處于垂死的邊緣,美國為之提供了政治避難,這一點激怒了伊朗民眾。于是在1979年11月4日,幾百名伊朗學生沖進了位于德黑蘭的美國駐伊朗大使館,抓走了主樓里的六十多名工作人員。這便是革命的爆發(fā),也是“人質危機”的序曲。
二、對影片主體故事的解釋及表現意圖的探析
這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故事,觀眾一開始便能基本猜出走向與結局。大使館事件中,有六名工作人員逃脫了,先是去了瑞典大使館,后來又被加拿大大使館收留。留給美國中情局的主要任務便是如何將這六名美國人從德黑蘭救出來,因為他們的身份一旦被發(fā)現,就難逃被當作人質的厄運,更可能面對的是死亡。這時影片的主角出現了——中情局特工托尼·門德斯。在提出了幾個營救方案均被否認之后,他想出了一個較為可行和合理的辦法——裝作在伊朗拍攝外景的電影劇組,六名大使館工作人員利用化妝術變作電影《阿爾戈號》(Argo)中的演員,這便是“阿爾戈”計劃,也是影片名字的來源。
門德斯的才智在影片中被無限放大,將個人美化為國家英雄,甚至賦予他歷史使命。在計劃幾近失敗的時候,門德斯讓六名逃出的大使館工作人員去放松享樂,喝著小酒,放起唱片,而他獨自承受巨大的壓力,只帶回一瓶酒孤獨地喝著。這個場景,是在試圖突出他臨危不懼的品質,也像是美國人在說——看看吧,這就是我們中情局特工的素質。這一點讓人無法產生共鳴和同情,門德斯不過是完成國家機器交予他的任務,身上肩負的責任遠遠大于人性,所以也談不上英雄。
事實上,在整個營救過程中,筆者看到最多的是政府,或者國家的失格,以及對個人的漠視。時任美國總統(tǒng)的卡特甚至在最后才通過了這個阿爾戈逃跑計劃,在國家利益面前,人總是被迫讓位,無法扭轉也無可奈何。就算是再突出“個人”的政治制度也會有缺陷,世間事并不總是如同想象中的那樣完美。就算在影片的最后,這六名大使館工作人員終于逃離了德黑蘭,也并不使人感到喜悅,他們還是被用作了政治工具。在國家與國家的層面,所謂的表彰與贊美是為了證明這是美國與加拿大間的一次“優(yōu)秀的政府間合作”,而在人與人的層面,他們被困在伊朗德黑蘭,隨時面對死亡的那種可能的恐懼,又有誰在意過呢?說到底,影片展示出的所謂“溫情”,那些被扣押四百多天的人質,不過是國際政治的犧牲品,這才是最殘忍的。至于影片字幕后那段卡特總統(tǒng)的講話,則更具有諷刺性了。如果不是中情局的錯誤預估,也不會落得如此境地,冠冕堂皇地說“通過和平手段化解危機”,其實是又一次對個人自由、個人價值的抹殺。
下面是一些細節(jié)的分析:
雖然在之前說到,取消石油國有化政策對伊朗人的利益損害應該是最大的,按理來說,這種社會矛盾應該是革命爆發(fā)的主要原因。但筆者個人認為,是宗教政策讓伊朗民眾如此狂熱。影片中多次出現了頭戴黑色頭巾的伊斯蘭教女子在公眾場合的發(fā)言,她應當是煽動革命的什葉派發(fā)言人之類。對有信仰的人來說,信仰可以使他們約束自己,也可以使他們瘋狂。在一開始,持槍的伊朗軍人面對這一群狂熱的學生,做出的是不開槍的決定,也就代表著,當時伊朗國內的局勢已經徹底混亂,已經放棄了鎮(zhèn)壓,任憑事態(tài)發(fā)展。一個個事件就像蝴蝶效應,最終導致了這樣的結局。
對門德斯家庭的描述看似無用,其實——這是影片中最不無恥的幾個場景之一。相比于受勛,門德斯更渴望回歸家的溫暖,在遍閱了政治的無情之后,在死亡的邊緣徘徊之后,唯一能令人感到溫情的只有家人。這一點在那六名大使館工作人員上也有所體現,因為其中的幾人是夫妻關系,也許在無邊的恐懼之中,只有愛能給予人一點安慰了吧。
三、結語
“歷史始于鬧劇,終于悲劇。”這是影片中引用的馬克思的一句名言,當時的語境是,“倒過來也成立”。事實上不用倒過來,這是一出鬧劇到另一出鬧劇,無論是引發(fā)騷亂的伊朗學生、中情局還是加拿大使館,正義的一方都是不存在的。政治中的“正義”向來都是流動的,本質還是欺瞞和教化,所以大可不必為之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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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4日,“美國金馬獎”第90屆奧斯卡金像獎將舉行頒獎典禮。從提名名單上看,以13項提名領跑的入圍電影《水形物語》不出意外的話,會是這一屆奧斯卡的最大贏家。這部電影其他方面的成色且不說,光是情節(jié)上的迷影元素就是一大加分項。畢竟縱觀這十幾年的奧斯卡金像獎,至少有兩部入圍電影通過對迷影情懷的出色詮釋獲得評委們的肯定,比如《藝術家》,也比如本文將淺析的《逃離德黑蘭》。
雖然更多人可能更認同和《逃離德黑蘭》同年入圍第85屆奧斯卡金像獎的大熱門——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但是前者能成為奧斯卡最大贏家也有一定的說服力。除了題材上能引發(fā)愛國的美國公民的共鳴,以及真實事件的奇特與影片類型的明確的相得益彰,還有一點是值得稱贊的,就是它對電影本質的另類詮釋。
《逃離德黑蘭》故事簡而言之,就是1979年,CIA特工假扮成電影制片人,以一個假電影的劇組的名義潛入動亂國家,救出在當地的幾位逃亡中的大使館工作人員。假如這部電影的意義僅僅是揶揄中東國家,發(fā)揚美國夢,那么它也沒什么可推薦的價值。但在這個營救故事中,好萊塢電影業(yè)不但沒成為一個純粹的背景,甚至成為了推動故事和讓劇情立住的關鍵,甚至說沒有對電影的詮釋,這個故事就不成立。這種情懷和劇情之間的緊密聯系,是之前的《雨果》《藝術家》和之后的《水形物語》未能表現的。
這在電影中的其中一個細節(jié)體現得特別到位。那就是作為主角的CIA特工正為如何解救無處可逃的大使館工作人員而頭疼的時候,在家中看到了買給孩子的《星球大戰(zhàn)》《星際迷航》等科幻電影的角色公仔,于是想到了通過組建假電影的劇組前往伊朗,以明修棧道暗度陳倉般的方式進行營救。而當主角和大使館工作人員片回國,與思念已久的家人團聚后,在晚上他和兒子一同入眠的段落,還以床邊的這些公仔的橫移鏡頭作為收尾的畫面。
這個細節(jié)很微妙。因為片中的這位特工在家庭中是一個力不從心的父親。因為工作的原因,他和妻兒聚少離多,從而沒能花更多時間和家人聚一聚,更別提和兒子共享歡樂了。于是在媽媽都忙得抽不出空的時候,能帶給孩子童年可以擁有的快樂的,就是電影里的夢幻世界。人們總會期望通過一種媒介表達著對現實的喜怒哀樂以及自己的期盼與惆悵,而又希望這種媒介的表達不太受現實物質的影響,還可以滿足各類人士的感官需求。這樣一來,電影——尤其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電影才會應運而生。
所以CIA特工的“電影營救計劃”不無道理。政治管控、意識形態(tài)都不可能讓人類精神表達形式的發(fā)展倒行逆施。哪怕在1979年發(fā)生動蕩的伊朗,本土人民依舊沒完全放棄新的文明成果,當然也保持著對電影的喜愛。只要不對他們造成任何身心上的傷害,哪怕你是洋人的電影劇組,他們也要保持尊重和保護。于是電影在這次營救行動中,就成了一種溝通方式,在主角與大使館工作人員和那個在宗教的暴動中迷失方向的國度的洽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某種程度上,《逃離德黑蘭》驗證了一種有名的說法:“電影是一門語言。”即電影并不像字詞那樣具有固定的含義,但是它的影像可以表達思想和感情。雖然這個說法有待商榷,但《逃離德黑蘭》至少讓電影這個形式在故事中,成為了溝通的重要媒介。假如電影本身就是語言,那么它便不需要過分強調文字與符號的表達,只要通過電影本身該完成的表達,受眾就可以感受得到其中要傳達的情感與意義。
所以,將電影當成藝術一樣去憐惜、哀悼或許是不高明的。畢竟相對于其他的表達形式,電影沒法完全用傳統(tǒng)的藝術形式去定義,倒是更適合作為語言存在,所以電影的成與敗更適宜從表達的角度判斷。打個比方,你用流暢的言辭表達最通俗的情感,和你磕磕絆絆地講述深奧的理論,哪一樣會更服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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