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讀書筆記（一）

　　《國富論》，全名《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作者亞當·斯密是英國政治經濟學古典學派的創(chuàng)立者。該書初版于１７７６年，與美國的《獨立宣言》同年發(fā)表。

　　亞當·斯密被奉為“經濟學之父”。而《國富論》在其成文之后的200多年時間里，先后贏得了無數(shù)榮譽：“西方經濟學的‘圣經”、“經濟學的百科全書”、“影響世界歷史的１０本書之一”等。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巴克勒在其名著《文明史》中，甚至認為“從最終效果來看，這也許是迄今最重要的書”，“這本書對人類幸福做出的貢獻，超過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所做貢獻的總和”。

　　更為眾多經濟學家所“迷惑”的是，亞當·斯密200多年前所做的這本經濟學的奠基之作，仍然涵括了我們今天經濟活動和經濟研究的方方面面，而且它結構嚴謹，無懈可擊。

　　在《國富論》里，亞當·斯密在否定重農主義和批判重商主義的基礎上，說明了分工和貿易如何增加國民財富，并界定了君主或國家的職責和收入來源。全書分為5篇，作者在《導論及全書設計》中說，“本書前四篇的目的，在于說明廣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樣構成的，并說明供應各時代各國民每年消費的資源，究竟有什么性質。第五篇即最后一篇所討論的，是君主或國家的收入。”具體而言，第一篇討論的是勞動生產力改良的原因，以及產品在不同階層之間自然分配的順序。第二篇討論的是資產的分類、性質、儲蓄和使用。第三篇以羅馬帝王衰落之后，歐洲農業(yè)發(fā)展所受的制約及其農村的衰落，和商業(yè)城市興起的實際，探討了財富增長的不同路徑。第四篇則在此基礎上，從當時最受推崇的重商主義開始，論述了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兩種政治經濟體系的后果。第五篇則討論君主或國家的開支方向和收入來源。

　　亞當·斯密在論述所有問題時，都有一個基本的前提，這個前提總是被他或隱或顯的提及：在經濟生活中，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經濟的出發(fā)點是利己心（這應該就是現(xiàn)代經濟學中“理性經濟人”的來源）。斯密在全書中主要提出了以下觀點：

　　1.“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每一個行為的動機，主要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類一切經濟行為的推動力。而且利己性并不是值得反對或摒棄的，這是人性的一面，是一種自然現(xiàn)象。個人自私可以有助于整個社會福利。

　　2.勞動率增長的關鍵在于分工協(xié)作。斯密在書中第一篇第一章以制針業(yè)為例子，來說明分工所帶來的生產率的巨大改進。分工以及勞動的劃分促進了專業(yè)化作業(yè)。而對專業(yè)化作業(yè)的追求，導致了工廠制度的誕生。

　　3.勞動價值論。作者在第一篇第五章（24—36頁）論述商品的真實價格和名義價值（應該就對應于馬克思經濟學觀的價值和價格）時，提出了勞動價值理論。作者開篇就說道，一個人是貧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娛樂品。但自分工完全確立以來，各人所需要的物品，僅有極小部分仰給于自己勞動，最大部分卻須仰給于他人勞動。所以，他是貧是富，要看他能夠支配多少勞動，換言之，要看他能夠購買多少勞動。一個人占有某貨物，但不愿自己消費，而愿用以交換他物，對他說來，這貨物的價值，等于使他能購買或能支配的勞動量。因此，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斯密同時否定了舊重農主義所謂土地是價值的重要來源的論點。

　　4.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作者在第四篇“政治經濟學體系”中，討論了兩種經濟制度（重商制度和重農制度）的原理和弊端。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張：自由放任。作者極力論述了無論根據重商主義還是其他原則，對幾乎所有商品的進口實施限制都是不合理的，他認為，“為阻止進口或減少進口而設立的關稅，則顯然是既破壞貿易自由也有損于關稅收入的。”（第339頁）。他極力倡導自由貿易。他還主張國家與國家之間要像個人與個人之間那樣實行分工。他認為國家不應對商業(yè)（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加以任何限制，只有這樣，才能實現(xiàn)國家的充分發(fā)展和繁榮。

　　5.政治經濟學的目的。斯密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目的在于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長，在于協(xié)調社會中人與人的利益，并避免犧牲其中任何一方的利益。“政治經濟學的目標是使人民和君主都富裕起來”（第309頁）。

　　6.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責任。斯密主張限制國家干預經濟。國家的職責應該是維護國家安全、環(huán)境的和平安全、個人公平競爭，并避免各種壟斷。換言之，國家應充當?shù)氖鞘匾谷说慕巧��?/p>

　　7.政府的開支。政府的開支體現(xiàn)著政府的責任，政府的開支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國防、司法、公共工程和公共機構、維護國家尊嚴。在論述“建立和維持不能為個人帶來利潤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機構”時，斯密還特別詳述了“為社會商業(yè)提供便利”和“促進人民教育”的開支。

　　8.國家有支出就要有收入，收入主要來自賦稅。斯密否定了舊重商主義所謂國家應該儲存大量金幣的做法，也否定了國家靠經營專屬于自己的公共資本或土地以獲取收入的做法。他認為那樣“看似對人民個人無損，但其實是對全社會造成了損害。”他主張為社會全體利益考慮，“不如拍賣王室領地，分配給人民”。而君主的收入則由人民提供其他收入來替代。換言之，“人民必須從自己私有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上繳給君主或國家，以彌補公共收入。”

　　9.賦稅四原則：1公平2穩(wěn)定3征收便利4遵守經濟原則，避免妨礙人民經營和給人民增加更多負擔。

　　讀罷此書，我最深的感受，是亞當·斯密建立在大量的充分的事實基礎之上的嚴密論證，開創(chuàng)了經濟學科的理性思辨?zhèn)鹘y(tǒng)。真不愧是經濟學科的“奠基”之作。國內經濟學家，哪怕是一些權威學者（諸如吳敬璉、張維迎、樊綱之流），都應該好好的首先繼承這個傳統(tǒng)，其次才是其思想和觀點。當然，國內也有一批斯密忠實的學生，仍然在世的有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的秦暉、人大農發(fā)學院院長溫鐵軍，天則經濟研究所創(chuàng)辦人矛于軾，以及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院長劉吉等，他們腳踏實地搞研究的精神是值得人尊敬的。

　　國富論讀書筆記（二）

　　文/匡廬

　　人總是有種惰性，能躺著決不坐著，能坐著絕不站著；讀書也是這樣，能看視頻的懶得看書，這就是為什么，很多人不看《三國演義》不看《三國志》，而愿意聽易中天來說三國，易中天還算一個不錯的學者，但于丹褻瀆了《論語》還不夠，還要去玷污《莊子》，實在是讓我想抓狂。這可能都是因為現(xiàn)代人的惰性吧，寧愿吃別人嚼過吐出來的東西，而不愿意自己去親自品嘗吧。

　　身邊也有不少朋友愛讀書，但總是只看一些暢銷書，對于一些經典，總是躲開繞開，其實我自己也經常這樣，以為自己看了不少書，但有重量的，夠分量的實在有限。即使看了，但總是亂亂的收獲不大。這就太可惜了，如同春天播種了，夏天施肥了，驚嘆著秋天燦爛的麥浪，而忘了去收割。雖說以前也寫過一些書評，但都只限于粗略的感想，而沒有消化性的分析。所以，這種習慣必須改掉，得養(yǎng)成寫讀書筆記的習慣。那就從經濟學的開山祖師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開始吧。

　　今晚（09年3月13日），終于把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看完了，翻到最后幾頁時，還隱隱然依依不舍。這本書我看了挺長時間，斷斷續(xù)續(xù)的快兩個月了，看的挺細，一想到斯密幾乎花了30年時間的積累，整整寫了8年，我這么快就看完，實在過于倉促。真所謂，“看書難，寫書更難”。這本書值得我，值得每一個經濟學人每年都看一遍，找到來時的路。

　　我看的這個版本可以說是國內最好的版本了，商務印書館出的，譯者是郭大力和王亞南，總計約60萬字。分上下兩冊，上冊是72年一版一印，是我去年8月在南嶺書市時買的，好像是花了5元錢吧，實在是太值了；下冊是從圖書館借的，74年一版一印。

　　沒能找到英文版，但從中文版看來，可以說全書字字珠璣，實在達到了“字不得減”的境界，這可能與譯者也有關吧，這本書早在1931年就由郭王二人翻譯過了，65年又加以修訂，所以非常好，郭王兩人也是中國經濟學界的前輩，現(xiàn)在廈門大學的WISE指的就是“王亞南經濟研究院”。此乃題外話了。英文版日后一定要想法弄到，某新版本的譯者在序言中說，他實在是太驚嘆斯密的文筆了，所以我的好好學學，說不定還是我英文寫作的典范。

　　也許本就是懷著崇敬的心態(tài)去看的，也許如錢鐘書說的信而好古，“我們思慕古代不一定是尊敬祖先，也許只是喜歡小孩子，并非為敬老，也許是賣老。沒有老頭子肯承認自己是衰朽頑固的，所以我們也相信現(xiàn)代一切，在價值上、品格上都比了古代進步。”后來看到哈耶克[1]在《自由憲章》中這樣的一段話才覺得道出實情，我們在看古人的作品時，總是感到“英雄所見略同”，其實使這些略同的觀念早就從古人以來已漸漸成為人們的常識。這本書也讓我不斷的驚嘆，難怪連一向在經濟學界以個性著稱的弗里德曼都在斯密的墳前喃喃自語，我們一直沒能走出先生的思想范疇，卻時不時的走錯方向。

　　在閱讀時，我腦海中不斷翻騰的經濟學概念幾乎一一的都能從這找到出處，雖沒有后人的修飾，精確，但基本思想是一樣的。但也許這還不是最終的來源，也許壓根就沒有來源，“真理具有樸素性，一旦說出來，人人似乎覺得無需證明”。斯密將西方幾千年的經濟學思想做了一次梳理的功勞還是無人能及的，如同牛頓的《自然哲學原理》，所謂集大成者就是這樣。希望自己將來有機會能到英國去，能到斯密的墳前拜祭一番，表達我無比的敬意。

　　客套的話就不多說了，說內容吧，這本書分為序論和正文五篇：

　　第一篇主要講生產力增進的原因，包括分工的研究，貨幣的起源及效用，商品價格的組成，勞動工資，資本利潤等這基本囊括了現(xiàn)代微觀經濟學的基本方面。由于1776年之際，農業(yè)占國民財富的主要部分，所以第十一章“論地租”占了非常大的篇幅。

　　現(xiàn)代經濟學的一個大派可能就是這里的一章節(jié)，比如楊小凱[2]的超邊際分析學派，基本思想就是多第一章“論分工”的細化研究，楊小凱非�？粗胤止�，斯密也很看重分工，認為分工是生產力增進的原因。而且指出分工受市場規(guī)模的限制，也就是市場越大，分工越細。市場的本質在于交換，用后來李嘉圖的“比較優(yōu)勢”的術語來說，就是交換能夠發(fā)揮比較優(yōu)勢，從而能夠達到互利。（說到這，我要感謝一些李嘉圖，感謝一下曼昆，就是因為這個“比較優(yōu)勢”的感念，才讓我徹底決定轉向經濟學，因為它解決了困擾我的一個問題“共產主義的可能性”，有了這個“比較優(yōu)勢”，我就找到了徹底否定“共產主義”的武器了，此乃后話，以后詳述）。

　　看完這章，我聯(lián)系中國的情況，產生一個想法：60年代初大饑荒，所謂的自然災害，之所以為造成那么嚴重的后果，其實最大的禍首就是對于市場的破壞，對市場的割裂，這當然只是我的猜測，我還需要數(shù)據來驗證，這就留待研究生時再研究吧。但這話題可能有點敏感，有點危險。關于市場的割裂，其實在明朝也是非常嚴重的，明初，朱元璋稱帝后，他非常害怕像他一樣的農民來反他，于是在各地都派有駐兵，他想了一個貽害無窮的招數(shù)——各地駐軍的供養(yǎng)由附近的人民供養(yǎng)。這表面上看來能夠減輕人民的負擔，但由于失去了牽制駐軍的力量，所以給人民帶來了莫大的苦難，更嚴重的是阻礙的市場的發(fā)展，使中國從此進入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根據劍橋大學李約瑟博士的《中國科學科技史》的數(shù)據表明，宋朝末年，也就是清明上河圖畫的那個時代，當時中國的經濟發(fā)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巔峰，人均產值也是后代的元明清所沒能超越的。民間傳說，朱元璋仇視商人，殺了鼎力資助過他的沈萬三。有點研究，但我堅信，市場的擴大會促進分工的細化，分工的細化會促進生產力的發(fā)展。

　　關于地租這一塊，由于大陸受馬克思的毒害實在是太深，有必要重新構建地租學說，特別是中國現(xiàn)在已開始恢復農村土地自由流轉。不然將來意識形態(tài)將會是一個莫大的阻力。

　　第二篇——論資財?shù)男再|及其蓄積和用途

　　這一篇討論了資本，對資本進行了分類，后來的李嘉圖，以及馬克思繼承他的分類方法。對資本不是我感興趣的，其中我尤其對于“利息”感興趣，似乎所有的文明都對這樣

　　下冊明天就要完了，先寫完下冊吧：

　　下冊比上冊更有意思，更好看更好懂些。主要側重于現(xiàn)在的制度經濟學，或者說公共經濟學的，其中系統(tǒng)的討論了政府的各種職能，駁斥了當時流行的，現(xiàn)在仍然存在很多人的腦中的“重商主義”的觀點。“重商主義”認為，黃金白銀是一個國家財富的象征，所以國家應該盡量的積累黃金白銀，這樣自然而然的會產生貿易保護主義，鼓勵出口，壓制進口。

　　這一點，不知道何時也不知不覺的成為滲透中國人血液的觀點。也許源頭可以從歷史書上找到，近代史上我們會看到“出超”“入超”這樣兩個概念，無論是歷史書，還是老師似乎都隱隱約約向我們灌輸這樣的一個觀點：“出超比入超好”。這就是為什么，我們中國改革開放30年，會這么的熱衷于“創(chuàng)匯”，以至于現(xiàn)在都有不知道該怎么花的錢。這是好嗎？一點都不好，隱患無窮，我真擔心中國會成為這次金融風暴的中心，美國大概花兩年時間就能走出危機，而我們中國也許至少的花三年，我甚至有時悲觀的認為，中國走不出去。當然也許是我自己情緒低落時的悲觀判斷吧，因為一個人都世界的判斷往往不是在于這個世界客觀是怎樣，而是在于這個人對自己的信心。因為我忽略了中國人不可思議的忍耐力，不可思議的惰性，經濟學上可以稱為粘性。

　　今年是個敏感的年份，我也得小心自己的言論，說不定那天就被人叫去“喝茶”，當然我寫的東西，看的人還是很有限的，可能除了我自己之外，不知道還會有誰，不管哪，那就自己玩吧，象蘭曉龍說的“我從來就在和自己玩”。還是回到斯密吧，第七章“論殖民地”尤其精彩，說說當時的背景吧，作者寫到這時大概是1775年，要知道1776年就是美國發(fā)表《獨立宣言》的時候，當時幾乎所有的英國人都是以為，北美的那幫人肯定是數(shù)典忘祖，居然干預反叛自己的國家。但斯密居然能夠站在一個很客觀的角度分析這個新新政府產生的原因，以及發(fā)展的趨勢，對這個政府更多的是持寬容的態(tài)度，這實在是太不容易了。有時候不能不讓人感慨，這世界有太多的巧合，1776年《國富論》的發(fā)表和《獨立宣言》的發(fā)表無疑也是一個巧合，更巧合的是，《國富論》幾乎是這個新興國家的治國綱領，更準確的說是后面《美國憲法》形成的思想基礎。從而也決定了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方向，可謂人類偉大的杰作。

　　第五篇——論君主或國家的收入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對“司法”和“教育”的論述尤其精彩，提出了法庭也應該想商店一樣引入競爭機制，而不能以地域來進行壟斷。()這樣如果各法庭就會迫于生存壓力而會做出相對公正的判斷，如同我們的宋朝時“包青天”那樣，就因為大家覺得包拯的斷案具有相對的公正。這對中國當下的司法尤其具有參考性，我們中國現(xiàn)在已經出現(xiàn)很多的人民有冤無處訴的情況，這就是為什么每年都有那么多人要“上訪”的緣故，人民已經很沒有安全感了，前一段時間發(fā)生的什么“躲貓貓”，唯有嘆息。

　　關于教育，我實在也有太多的想說的，教育從來就是一個國家的公共支出的部分，而我們居然能夠想出教育產業(yè)化來，實在是用卑鄙下流來形容也是不為過的。我們的教育支出從來就沒有超過國家歲入的3%，2007年占2.09798%，2008年占2.607%，教育法都規(guī)定了至少4%，而世界平均水平是6%，臺灣達到9%——12%，可見我們口口聲聲喊著“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窮教育”，可政府實在是太太太……很多人覺得我們的教育改革開放后發(fā)展很快，尤其是高等教育，由原來的入學率3%提高到20%，而實際情況是怎么樣呢。近30年來，我們的大學數(shù)量不但沒有增多，反而不斷的減少，我們不過是將原來的“中專”提升為“大專”，將“學院”變?yōu)?ldquo;大學”，高中以上的學校數(shù)量反而可能沒有增加。這就如同說在魚缸不斷減少的情況下，不斷的往魚缸放入更多的魚苗。這就是為什么中國的大學動不動就是好幾萬人，比人家一個國家的人可能還有多，一個國家大了可能不是壞事，但一個學校大了，絕對不是好事。關于這個問題，以后詳加論述吧，這里面牽涉到獨立辦學的，沒有言論自由，沒有結社自由，中國的大學是不能走上獨立的，也就是沒有出路的。這個問題日后必將成為改革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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