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靜：山西，山西

　　海子有句詩，深得我心：“天空一無所有，為何給我安慰。”

　　我出生在一九七六年的山西。小孩兒上學，最怕遲到，窗紙稍有點青，就哭著起了床。奶奶拉著手把我送一程，穿過棗樹、石榴和大槐樹，繞過大狗，我穿著奶黃色棉猴，像胖胖一�；ㄉ�米，站在烏黑的門洞里，等學校開門。

　　怕黑，死盯著一天碎星星，一直到瓷青的天里透著淡粉，大家才來。我打開書，念“神——筆——馬——良”，一頭栽在課桌上睡著，日日如此。

　　山西姑娘沒見過小溪青山之類，基本上處處灰頭土臉，但凡有一點詩意，全從天上來。中學時喜歡的男生路過我身邊，下了自行車推著走，說幾句話。分別之后心里蓬勃得靜不下來，要去操場上跑幾圈，喘著氣找個地兒坐下，天藍得不知所終，頭頂肥大松軟的白云，過好久笨重地翻一個身。

　　苦悶時也只有盯著天看，晚霞奇詭變化，覺得未來有無限可能。陣雨來得快，烏黑的云團滾動奔跑，剩了天邊一粒金星沒來得及遮，一小粒明光閃爍，突然一下就滅了。折身跑時，雨在后邊追，卷著痛痛快快的土腥氣撲過來。

　　二〇〇六年我回山西采訪，在孝義縣城一下車就喉頭一緊。老郝說：“哎，像是小時候在教室里生煤爐子被嗆的那一下。”

　　是，都是硫化氫。

　　天像個燒了很長時間的鍋一樣蓋在城市上空。一眼望去，不是灰，也不是黑，是焦黃色。去了農村，村口一間小學，一群小孩子，正在剪小星星往窗戶上貼。有個圓臉大眼的小姑娘，不怕生人，搬個小板凳坐我對面，不說話先笑。

　　我問她：“你見過星星嗎？”

　　她說：“沒有。”

　　“見過白云嗎？”

　　“沒有。”

　　“藍天呢？”

　　她想了好久，說：“見過一點點兒藍的。”

　　“空氣是什么味道？”

　　“臭的。”她用手扇扇鼻子。

　　六歲的王惠琴聞到的是焦油的氣味，不過更危險的是她聞不到的無味氣體，那是一種叫苯并芘的強致癌物，超標九倍。離她的教室五十米的山坡上，是一個年產六十萬噸的焦化廠，對面一百米的地方是兩個化工廠，她從教室走回家的路上還要經過一個洗煤廠。不過，即使這么近，也看不清這些巨大的廠房，因為這里的能見度不到十米。

　　村里各條路上全是煤渣，路邊莊稼地都被焦油染硬了，寸草不生。在只有焦黑的世界上，她的紅棉襖是唯一的亮色。

　　我們剛進市區(qū)，干部們就知道了�？匆娢覀兛人�，略有尷尬，也咳了兩聲，說酒店里坐吧。酒店大堂是褐色玻璃，往外看天色不顯得那么扎眼，坐在里頭，味兒還是一樣大。大家左腳搓右腳，找不出個寒暄的話。

　　干部拿出錢，綠瑩瑩一厚疊美金：“辛苦了。”

　　我跟老郝推的時候對看一眼，她沖我擠眉弄眼，我知道這壞蛋的意思，“山西人現在都送美金啦，洋氣。”后來知道，之前不少記者是拿污染報道要挾他們，給了錢就走成了個模式。

　　跟我們一塊去的是省環(huán)保局的巡視員，老郝叫人家“老頭兒”，這是她認為一個人還算可愛時的叫法。她低聲問老頭兒：“他們不覺得嗆��？”老頭兒呵呵一笑：“說個笑話，前兩年這城市的市長到深圳出差，一下飛機暈倒了，怎么救都不醒。還是秘書了解情況，召來一輛汽車，沖著市長的臉排了一通尾氣，市長悠悠醒了，說：‘唉，深圳的空氣不夠硬啊。’”

　　市政府的人一邊聽著，干笑。

　　市長把我們領到會議室，習慣性地說：“向各位匯報。”從歷史說到發(fā)展，最重要的是談環(huán)保工作的進展。老郝湊著我耳朵說：“他們肺真好，這空氣，還一根煙連著一根的。”

　　我在桌下踢她一腳。

　　講了好久，市長說：“經過努力，我們去年的二級天數已經達到了一百天。”

　　有人呵呵笑，是老頭兒：“還當成績說呢？”

　　市長咧開嘴無聲地扯了下，繼續(xù)說。

　　我家在晉南襄汾，八歲前住在家族老房子里，清代的大四合院，磚墻極高，朱紅剝落的梢門口有只青藍石鼓，是我的專座，磨得溜光水滑。奶奶要是出門了，我就坐在那兒，背靠著涼津津的小石頭獅子，等她回來。

　　一進門是個照壁，原來是朱子家訓：“黎明即起，灑掃庭除……”土改的時候被石灰胡亂涂掉了，小孩兒拿燒黑的樹枝在上頭劃字，“打倒柴小靜”。

　　這小孩兒是租戶的孩子，敢掏小燕子，捅馬蜂窩，唯一害怕的是老宅子后門的老井，上百年了，附近最好的水，小男孩兒隱隱知道那水有點神圣。井口都是青苔，透明的小水洼里來喝水的蜜蜂，小腳顫抖著輕沾水面。他和我縮著頭探一探，適應一小會兒那股黑暗，看到沿井壁挖出的可站腳的小槽，底下深深處，一點又圓又涼的光亮。

　　北廈有兩層，閣樓不讓上去，里頭鎖著檀木大箱子，說有鬼。我們不敢去，手腳并用爬上樓梯往里看一眼，老太陽照透了，都是陳年塵煙。小孩兒總是什么都信，大人說這房子底下有財寶，我們等人中午都睡著了，拽著小鏟子，到后院開始挖坑，找裝金元寶的罐子。

　　一下雨就沒法玩了，大人怕積水的青磚院子里老青苔滑了腳。榆木門檻磨得粗糲又暖和，我騎坐在上頭，大梁上燕子一家也出不去，都呆呆看外頭，外頭槐綠榴紅，淋濕了更鮮明。我奶奶最喜歡那株石榴樹，有時別人潑一點水在樹根附近，如果有肥皂沫，她不說什么，但一定拿小鏟鏟點土把皂水埋上，怕樹傷著。

　　等我長大，研究大紅頂梁上的金字寫的是什么，我爸歪著頭一顆字一顆字地念：“清乾隆四十五年國學生柴思聰攜妻……后面的看不清楚了……”

　　一七八〇年的事兒，這位是個讀書人嗎？還是個農民，販棉花掙點錢所以捐個國學生？……大人也不知道，說土改的時候家譜早燒了，只留了一幅太爺爺的畫像，他有微高的顴骨。我爸這樣，我也這樣。

　　王惠琴的村子比我家的還早，赭紅色的土城門還在，寫著“康熙年間”建造，老房子基本都在，青色磚雕繁復美麗，只不過很多都塌落地上，盡化為土。

　　村子的土地都賣給了工廠，男人們不是在廠里干活，就是跑焦車。王惠琴媽媽抱著一歲多的小弟弟坐在炕上，小孩子臉上都是污跡。她不好意思地拿布擦坑沿讓我們坐：“呀，擦不過來，風一吹，灰都進來，跟下雨一樣。”小孩子一點點大，我們說話的時候他�？人�。他媽摟緊他，說沒辦法，只能把窗關緊。

　　往外看，只能看到焦化廠火苗赤紅，風一刮，忽忽流竄，村里人把這個叫“天燈”，這個村子被五盞天燈圍著。按規(guī)定所有的工廠都得離村子一千米外，但廠子搬不了，離村近就是離路和電近——煤焦的比重占到這城市GDP的百分之七十——它要沖“全國百強縣”，領導正在被提拔的關口上。

　　只能村民搬，“但是搬哪兒去呢？”這媽媽問我。這個縣城光焦化項目就四十七個，其中違規(guī)建設的有三十八個，符合環(huán)境標準的，沒有。村里有個年輕人說：“不知道，只想能搬得遠一點，不聞這嗆死人的味兒就行。”

　　有個披黑大衣的人從邊上過來，當著鏡頭對著他說：“說話小心點，工廠可給你錢了。”年輕人說：“那點錢能管什么？你病了誰給你治？”吵起來了。

　　黑大衣是工廠的人，我問他：“你不怕住在這兒的后果？”他說：“習慣了就行了，人的進化能力很強的。”我以為他開玩笑，看了看臉，他是認真的。

　　“你的孩子將來怎么辦？”

　　“管不了那么多。”

　　焦化廠的老總原本也是村民，二十年前開始煉焦。有幾十萬噸生產能力的廠，沒有環(huán)保設施。

　　他對著鏡頭滿腹委屈：“光說我環(huán)保不行，怎么不說我慈善��？這個村子里的老人，我每年白給他們六百塊錢，過年還要送米送面。”他冷笑：“當兒子都沒有我這么孝順。”

　　“有人跟你提污染嗎？”

　　他一指背后各種跟領導的合影：“沒有，我這披紅掛綠，還游街呢。”掌管集團事務的大兒子站最中間，戴著大紅花，被評為省里的優(yōu)秀企業(yè)家。

　　晚上老頭兒跟市領導吃飯。

　　“說實話，都吵環(huán)保，誰真敢把經濟停下來？”書記推心置腹的口氣。

　　“你的小孩送出去了吧，在太原？”老頭兒悠悠地說。

　　書記像沒聽見一樣：“哪個國家不是先發(fā)展再治理？”

　　老頭兒說：“這么下去治理不了。”

　　“有錢就能治理。”

　　“要不要打個賭？”老頭兒提了一下一直沒動的酒杯。

　　沒人舉杯。

　　王惠琴家附近那條河叫文峪河。

　　“這還是河嗎？”我問老頭兒。

　　他說得很直接：“你可以把它叫排污溝。”河水是黑色的，蓋著七彩的油污，周圍被規(guī)劃為重工業(yè)園區(qū)，焦化廠的廢水都直接排進來。這條河的斷面苯并芘平均濃度超標一百六十五倍。

　　文峪河是汾河的支流，我就在汾河邊上長大。我奶奶當年進城趕集的時候，圓髻上插枚碧玉簪，簪上別枚銅錢，是渡船的費用。我爸年輕時河里還能游泳，夏天沼澤里挖來鮮蓮藕，他拿根筷子，扎在藕眼里哄我吃，絲拉得老長。

　　我小學時大掃除，用的大掃帚舉起來梆梆硬，相當扎手吃力，是蘆葦的花絮做成的，河邊還有明黃的水鳳仙，丁香繁茂，胡枝子、野豌豆、白羊草……藍得發(fā)紫的小蝴蝶從樹上像葉子一樣垂直飄下來，臨地才陡然一翻。還有蟋蟀、螞蚱、青蛙、知了、蚯蚓、瓢蟲……吃的也多，累累紅色珠子的火棘，青玉米稈用牙齒劈開，嚼里面的甜汁�；丶仪巴邳c馬莧菜拿醋拌了，還有一種灰白的蒿，回去蒸熟與碎饅頭拌著蒜末吃，是我媽的最愛。最不濟，河灘里都是棗樹，開花時把鼻子塞進米黃的小碎蕊里拱著，舔掉那點甜香，蜜蜂圍著鼻子直轉，秋天我爸他們上樹打棗，一竿子掄去，小孩子在底下撿拾，叮叮當當被鑿得痛快。

　　風一過，青綠的大荷葉子密密一卷，把底下的腥氣帶上來，蛙聲滿河。表姐把塑料袋、破窗紗綁到樹桿上下河抓魚，我膽小不敢，小男孩在我家廚房門口探頭輕聲叫“小靜姐，小靜姐”，給我一只玻璃瓶，里頭幾只黑色小蝌蚪，細尾一蕩。

　　河邊上從這個時候，開始蓋紡織廠、紙廠、糖廠、油廠……柏油路鋪起來，姐姐們入了廠工作，回來拿細綿線教我們打結頭，那時工廠有熱水澡堂，帶我們去洗澡，她們攬著搪瓷盆子沖著看門男子一點頭，笑意里是見過世面的自持。紡好的泡泡紗做成燈籠袖小裙子，我穿件粉藍的，我妹是粉紅的，好不得意。我媽在工廠的理發(fā)店給我燙個卷毛，隔了這么多年，腦袋上包個黃色蛇皮袋的燙熱感還有，是文明讓人不舒服的啟蒙。

　　人人都喜歡工廠，廠門前有了集市，熱鬧得很，大喇叭里翻來滾去唱“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無限好啰喂……”聲震四野。有露天電影，小朋友搬小板凳占座位，工廠焊的藍色小鐵椅，可以把紅木板凳擠到一邊去。放電影之前常常會播一個短紀錄片，叫《黃土高原上的綠色明珠》，說的是臨汾。我媽帶我們姐妹去動物園時，每次都要提醒“電影里說了，樹上柿子不能摘，掉下來也不要撿，這叫花果城”。

　　紙廠的大水泥管子就在河邊上，排著冒白沫子的黃水，我媽說這是堿水，把東西泡軟了才能做紙。小朋友一開始還拿著小杯子去管子口接著玩，聞一下齜牙咧嘴跑了，本能地不再碰。

　　河變難看了，但我還是跟河親。跟表姐妹吵了架，攥著裝零錢的小藥盒出走，在河灘上坐著，看著翻不起浪的黃泥水。大人都講，小孩子是從河里漂過來的，我滿腹委屈，到河邊坐著等，河總有個上游，往那個方向望就是個念想，怎么還不來接我？

　　我上中學后，姐姐們陸續(xù)失業(yè)。之后十年，山西輕工業(yè)產值占經濟總量的比例從將近百分之四十下滑到百分之六。焦化廠、鋼廠、鐵廠……托煤而起，洗煤廠就建在汾河岸上。我們上課前原來還拿大蒜擦玻璃黑板，后來也頹了，擦不過來，一堂課下來臉上都是黑粒子。但我只見過托人想進廠的親戚，沒聽過有人抱怨環(huán)境——就像家家冬天都生蜂窩煤爐子，一屋子煙也嗆，但為這點暖和，忍忍也就睡著了。

　　我父母也說，要沒有這些廠，財政發(fā)不了工資，他們可能攢不夠讓我上大學的錢。

　　河里差不多斷流了，只有一點水，味兒也挺大。兩岸還有些蒿草，鳥只有麻雀了，河邊常看到黑乎乎的火燼里一些皮毛腳爪，是人拿汽槍打了烤著吃。但我們這些學生還是喜歡去河邊——也沒別的野地兒可去，河邊人跡少，男女生沿河岸走走，有一種曲折的情致，不說話也是一種表達。

　　回憶高中最后一段，好像得了色盲癥，記憶里各種顏色都褪了，雨和雪也少了，連晚霞都稀淡一縷。坐在我爸自行車后面過橋時，每次我都默數二十四根橋柱，底下已經沒什么水可言，一塊一塊稠黑泥漿結成板狀，枯水期還粘著一層厚厚的紙漿。河灘的棗樹上長滿病菌一樣的白點子，已經不結棗了。后來樹都砍了。但我晃蕩著雙腿，還是一遍遍數著欄桿，和身邊的人一樣沒什么反應，生活在漠然無所知覺中。

　　“山西百分之六十的河都是這樣，”老頭兒說，“想先發(fā)展，再治理？太天真了。”

　　我問：“如果現在把污染全停下來呢？”

　　“挖煤把地下挖空了，植被也破壞了，雨水涵養(yǎng)不住。”

　　“你是說無論如何我都看不見汾河的水了？”

　　他看我一眼：“你這一代不行了。”

　　“這并不是最要緊的，要緊的是現在已經出現地下水污染了，”他說，“就你們家那兒。”污染物已經從土壤中一點一點地滲下去，一直到幾百米之下。

　　我覺得，不會吧，這才幾年。

　　但采訪完忽然想起一事，我媽常掰開我和我妹的嘴嘆氣：“我和你爸牙都白，怎么你倆這樣？”我倆只好面面相覷，很不好意思。

　　老頭兒這么說，我才想起，搬家到小學家屬樓后，我家自來水是咸苦的，難以下咽，熬粥，粥也是咸的。家家都這樣。像喝鐵釘一樣。后來查了一下，可不是，“縣城水的礦化度高，含氯化物、硫酸鹽、鐵”。

　　到現在，自來水也只能用來洗涮，東山里的村民挑了深井水，或者在三輪車焊一個水箱，拉進城，在窗戶底下叫賣“甜水”。我媽買了紅塑料桶，兩毛錢一桶，買水存在小缸里，用這種水熬米湯，才能把綠豆煮破。

　　我想我們姐倆是不是枉擔了多年虛名，問我爸，他哼哼哈哈不理我這辯解，有天終于恍然大悟：“搞不好真是氟中毒，這幾年趙康鎮(zhèn)的氟骨病患者多起來了，牙都是黃的，骨頭都是軟的，腿沒法走……”

　　我上網查水利局資料，發(fā)現襄汾是重氟區(qū)——有二十四萬人喝的水都超標，全縣的氟中毒區(qū)只分布在“汾河兩岸”，在術語里，這叫“地帶性分布”，也就是說，用受工業(yè)污染的河水灌溉，加上農藥化肥濫用，造成土壤中的氟向地下水滲透。

　　河邊的洗煤廠是外地人開的，掙幾年錢走了，附近村長帶著幾位農民專門到北京來找過我，問能不能再找些項目，被焦油污染的地沒辦法復墾了，每煉一噸土焦，幾百公斤污染物，連著矸石、巖石、泥土，露天在河邊堆著，白天冒煙，晚上藍火躥動，都是硫化氫。我們二〇〇六年見過五層樓高的堆積，有人走路累了在邊上休息，睡過去，死了。

　　現在這些焦廠已經被取締，老頭兒說：“但今后幾百年里，每次降雨后，土壤中致癌物都會向地下潛水溶入一些。”

　　我聽得眼皮直跳。

　　我一九九三年考大學離開山西，坐了三十多小時火車到湖南，清晨靠窗的簾子一拉，我都驚住了，一個小湖，里頭都是荷花——這東西在世上居然真有？就是這個感覺。孩子心性，打定主意不再回山西。就在這年，中國放開除電煤以外的煤炭價格，我有位朋友未上大學，與父親一起做生意，當時一噸煤十七塊錢，此后十年，漲到一千多塊錢一噸。煤焦自此大發(fā)展，在山西占到GDP的百分之七十，成為最重要支柱產業(yè)。

　　二〇〇三年春節(jié)我從臨汾車站打車回家，冬天大早上，能見度不到五米。滿街的人戴著白口罩，鼻孔的地方兩個黑點。車上沒霧燈，后視鏡也撞得只剩一半。瘦精精的司機直著脖子伸到窗外邊看邊開，開了一會兒打電話叫了個人來，“你來開，我今天沒戴眼鏡。”

　　我以為是下霧。

　　他說，嗐，這幾天天天這樣。

　　我查資料，這霧里頭是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懸浮的顆粒物。臨汾是盆地，在太行山和呂梁山之間，是個S形，出口在西南方向，十分封閉，冬季盛行西北風，污染物無法擴散，全窩在里頭了。

　　回到家，嗓子里像有個小毛刷輕輕掃，我爸拿兩片消炎藥給我，說也沒啥用，離了這環(huán)境才行。他跟我媽都是慢性鼻炎，我媽打起噴嚏驚天動地，原先還讓我爸給她配藥，后來也隨便了：“你沒看襄汾這幾年，新兵都驗不上么，全是鼻炎、支氣管炎。”

　　我爸是中醫(yī)，他退了休，病人全找到家里來，弄了一個中藥柜子，我跟我妹的童子功還在，拿個小銅秤給他抓藥，我看藥方是黃芪、人參、五味子……“都是補藥��？”我看那人病挺重的樣子。

　　我爸跟我說：“這些病是治不好了，只能養(yǎng)一養(yǎng)。”補了句：“十個，十個死。”

　　我吃一驚，說什么病��？

　　“肺癌、肝癌、胃癌……都是大醫(yī)院沒法治了，來這兒找點希望的。”

　　他說了幾個村子名，病人多集中在那里，離河近，離廠近，他問了一下，都是農民，直接抽河里水澆地吃糧，“這幾年，特別多”。

　　我問我爸：“不能去找找工廠？”

　　“找誰呢？河和空氣都是流的，誰也不認。”

　　二〇〇六年采訪孝義的市長，他白皙的四方臉，西裝筆挺，不論什么問題，總能說到市里的整頓措施。我問：“這個城市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現在回頭來看的話，這個代價是不可避免的嗎？”

　　市長說：“這個代價是慘痛的。”

　　我問：“是不可避免的嗎？”

　　市長說：“這個代價是慘痛的。”

　　我再問：“是不可避免的嗎？”

　　市長端起杯子喝口水，看著我：“政府對于焦化，始終是冷靜的。我們采取措施之后呢，后面的這股勁我們給壓住了。”

　　“壓住了？”我問，“壓住了還會有這么三十多個違規(guī)項目上來嗎？”

　　“因為當時有個投資的狂熱，他們都想做這個事，市場形勢特別好。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態(tài)度是堅決的。”

　　“如果你們態(tài)度堅決的話，那么這些違規(guī)項目就應該一個都不能上馬才對呀？”

　　他又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一言不發(fā)地坐在那兒。

　　我們對著看，看了很久。

　　晚上我跟老郝在賓館，正準備休息。

　　有人敲門，是廠子老總的大兒子。手里拎一個布袋子，又沉又胖，帶子繞了兩圈纏在手上�？次乙谎郏�說：“你能不能出去一下？”

　　呵呵，我說“你們談，你們談”，進了洗手間，把水龍頭打開，把門關上。等我洗完澡出來，這哥們走了。

　　老郝靠床上沖著我笑。

　　我只好說：“我們山西人太實在了，真不把主持人當回事兒啊，就奔著導演去。”

　　我倆躺在床上猜了好久，一個布袋子里到底能裝進去多少錢。

　　節(jié)目沒播成。

　　無以解憂，我們幾人約著去旅行，每到一地，我都對老郝和老范說，我老有強烈的童年感覺。老郝指著那些亂石中上千年的巨榕，或是落英繽紛的荷塘，笑我：“你們山西能有這個么？”我剛開口“我們在舊石器時代……”她們都笑得稀爛。唉，說不下去了。

　　汾河邊的丁村人文化遺址，從我家騎車十幾分鐘就到。館里有文字標明：“十萬年前，古人類在這里生存，汾河兩岸是連綿不斷的山岡、砂地和禾草草原。當時的河湖沼澤里長滿了香蒲、黑三棱、澤瀉……水邊草甸上有蒿、藜、野菊，東山坡上是落葉闊葉樹木，櫟樹、樺木、椿樹、木樨、鵝耳櫪……”石炭紀時這些繁茂的植被，千百萬年來的枝葉和根莖堆積成極厚的黑色腐殖質，地殼變動埋入地下，才有了煤。

　　小時候，人家在汾河挖沙蓋房，一挖濕河沙就有人來我家送龍骨，是一味中藥，我爸說是沙里挖出的恐龍化石，用來止血。拿小鐵錘在生鐵缽砸開，一小段一小段豎紋的細條骨頭，里面全是蜂窩樣的小眼，吸濕力很強，干完活我們姐倆常把一根雪白的骨頭粘在嘴唇上，晃蕩著跑來跑去。

　　后來我查過，龍骨不是恐龍骨頭，是象、犀牛、三趾馬的骨頭化石，丁村人最早在河灘上制作石器時，狩獵采集為生，獵的就是大象和犀牛。離我家十幾里的陶寺遺址掘出的“鼉鼓”，腔內有數根汾河鱷的皮下骨板。四千年前，汾河里還有鱷魚。

　　這里是人類先民最早的農業(yè)生產地之一，那時已有收禾穗的石刀，脫殼去皮的石磨棒，由部落而入城市，文明興起�？脊艑W家蘇秉琦教授說過：“大致在四千五百年前，最先進的歷史舞臺轉移到晉南。在晉南興起了陶寺文化。它相當于古史上的堯舜時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現的最早的‘中國’，奠定了華夏的根基。”

　　旅行時高明度的陽光、綠蔭、濃重的色彩、動物的啼叫，給我的童年之感，也許是我還是個嬰兒的時候，躺在那里感覺到的東西——也可能是留在人的基因里一代一代遺傳下來的遠古記憶。

　　幼年，我們無甚可玩，土就是玩具，尤其喜歡下雨，溝渠漫潰，雨停后一片泥涂。這些泥涂被大太陽曬得結了干板，變得極為平滑。我們拿著小刀就去撬起幾塊來，手感滑膩，拿在手里削，沒人教，也沒圖樣可參考，我最擅長的也就是削出一把土槍，握在手里比劃。我妹更小，連這個都不會，只能拿一個裝萬金油的圓盒子，找點稀泥巴，等干了磕出來，晾在灘上，圓圓一小粒排起來，就算是藝術創(chuàng)造了。

　　我們不懂大人的煩愁。

　　山西百分之八十都是丘陵，黃土是亞細亞內陸吹來的戈壁砂石細末，一逢大雨，雨夾泥沖溝而下，曾經把整個打麥場沖毀，十幾萬斤麥子全入汾河，連墳頭也成耕地，清明只能在麥子地或者桃樹壟上，大家跪一排燒紙。人越多越墾，越墾越窮，千百年來大概如此。周秦時還是清澈的“大河”，到東漢“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從此大河被稱為“黃河”，是命脈，也是心病。唐宋以后泥沙有增無減，堆積在下游河床上，全靠堤防約束，形成懸河。伏秋大汛，三四千年間，下游決口泛濫一千五百九十三次。

　　而當下，大汛甚至成為奢侈。一九四九年之后山西成為全國的能源基地，支援東部，支援首都，占到全國外調量的百分之八十。六十年里，總采煤一百二十億噸�？梢匝b滿火車后一列接著一列在地球上繞三圈，老頭兒給我們的報告里寫：“每開采一噸煤平均破壞的地下水量為二點四八立方米……造成全省大面積地下水位下降，水井干枯，地面下陷，巖溶大泉流量明顯減少，缺水使七千一百一十公里河道斷流長度達百分之四十七。”

　　十年后再見，我做煤炭生意的那個朋友，把礦倒手賣給了別人，名片換成了北京一家手機動畫公司。我問為什么，他說“錢也掙夠了”。

　　我再問，他說：“這行現在名聲不好。”

　　再問，他說：“那礦只能挖五十年了。”

　　再問，他瞇眼一笑，伸了兩根指頭，“其實是二十年。”

　　煤炭的開采不會超過千米，挖穿之后就是空洞，如果不花成本回填，空洞上面的巖層、水層都會自然陷落，老頭兒說過，“山西現在采空區(qū)的面積占到七分之一了，到二〇二〇年，全省地方國有煤礦將有近三分之一的礦井資源枯竭閉坑，鄉(xiāng)鎮(zhèn)煤礦近一半礦井枯竭。”

　　站在我家門口往東看，遠遠能看到個塔影，唐代所建，山就叫塔兒山。山頂寶塔一直還在，這里是三縣交界的地方，北側的崖被鏟成了六十度，高百米的陡崖上紫紅色砂巖剝離得厲害，一棵樹都沒有。到處是采礦塌陷的大坑，深可數丈。

　　有一天幾個人來我家閑聊，說塔兒山那里的事怪得很，突然一下有個村子塌了。“那個誰，開著一個拖拉機，咔一下就掉下去了。”

　　他們吸一口氣，歪個頭“邪門”，磕一下煙，再聊別的事。

　　做節(jié)目時我到了采空區(qū)。

　　黑灰滿天的公路上，路全被超載的車軋爛，車陷在爛泥里走走停停。夜路上也是拉煤的大貨車，無首無尾，大都是紅巖牌，裝滿能有七十噸重。

　　我去的叫老窯頭村。九十年代當地有句話，“富得狗都能娶到媳婦”�，F在村里煤礦由村主任承包，一個煤礦一年可以掙上千萬，每年上交村里八萬。一千三百人的村莊，人均年收入不到六百元。人們過得比十年前還窮。

　　村委會主任競選，兩個候選人一夜沒睡，雇人騎摩托車發(fā)單子。稀薄的粉紅色紙，格式都一樣，承諾當選的幾件實事，最后一行是承諾給多少現金，這格空著，臨時用圓珠筆往上寫，挨家挨戶送，剛出生的小孩兒也算人頭。

　　全村人一夜沒睡，門大開著，聽見摩托車響就高興，摩托車經過不帶減速的，紙向門環(huán)上一插——這人出一千，那個人出一千五、兩千……兩千五……兩千七百五。天亮了。

　　但第二天唱票的時候，反而兩千五的那個贏了。他把現金搬去了，兩百多萬，放在一個大箱子里，擱在大戲臺子上。一打開，底下的人眼都亮了。頭上歪戴個軍綠雷鋒帽的大爺，眉開眼笑地指著戲臺對我說：“哎呀，那還說啥，那是錢么，是錢么。”

　　現場歡天喜地把錢都分了，鄉(xiāng)人大主席團的主席坐在臺上看著，對我說：“我管不了。我管，老百姓要打我。”

　　“反正也不開村民代表大會，煤礦的事只是村長一個人做主，也不給分錢。”老百姓說，他們的選擇從經濟學的角度可以理解，“選誰都行，我們就把這選票當分紅。”

　　一戶能領兩千五百塊，連嬰兒也可以領，年輕的小伙子都很興奮，買了嶄新的摩托車在土路上呼喝追趕。

　　只有一個矮個子老人，幾乎快要跪下來讓我們一定要去他家看看。他扯著我一路爬到山頂，看他家新蓋的房子。整面墻斜拉開大縫子，搖搖欲墜，用幾根木頭撐起來。他家的正下方就是煤礦，水源已經基本沒水了，他在檐底下擱只紅色塑料桶，接雨水。

　　村里人看他跳著腳向我哭叫幾乎瘋癲的樣子，都笑了。他們的房子在半山腰，暫時還沒事。原村長和書記都在河津買了房子，不住在這兒。

　　我們往山上走，走到最高頂。一人抱的大樹都枯死了，烏黑地倒在大裂縫上，樹杈子像手一樣往外扎著，不知道死多長時間了。我的家鄉(xiāng)是黃土高原，但這山頂上已經沙化得很厲害，長滿了沙漠中才有的低矮沙棘。風一吹，我能聽見沙子打在我牙齒上的聲音。

　　我不再想回山西了。

　　我媽和我妹都來了北京，山西我家不遠處是火車站，為了運煤加建的專門站臺就在十米開外，列車晝夜不停，轟隆一過，寫字臺、床都抖一陣子，時間長也習慣了。但蓋了沒幾年的樓，已經出現沉降，一角都斜了。為了讓這個小城市精神一點，有一年它和所有臨街的樓一起被刷了一層白漿，黑灰一撲，更顯殘破。我怕樓抖出問題，勸我爸：“來吧。”他不肯，家里他還有病人、吃慣的羊湯和油粉飯，一路上打招呼用不著說普通話的熟人。他說：“你們走吧，我葉落歸根。”

　　有一天他給我打電話，說老宅子打算全拆了賣了。院里滿庭荒草長到齊腰高，小孩子們在廢墟上跳進跳出，我幼年用來認字的黑底金字的屏風早被人變賣，插滿卷軸字畫的青瓷瓶不知去向，八扇雕花的門扇都被偷走，黑洞洞地張著。拆不動的木頭椽子上的刻花被鑿走了。我小時候坐的青藍石鼓也不見了，是被人把柱子撬起來后挖走的，用磚再填上，磚頭胡亂地齜在外頭。

　　房子屬于整個家族，家族也已經分崩，這是各家商議的決定，我也沒有那個錢去買下來修復。二〇〇五年我在云岡石窟，離大佛不到四百米是晉煤外運干線一〇九國道。每天一萬六千輛運煤車從這路過，大都是超載，蓬布也拉不上，隨風而下，幾個外國游人頭頂著塑料袋看石窟。大佛微笑的臉上是烏黑的煤灰，吸附二氧化硫和水，長此以往，砂巖所鑿的面目會被腐蝕剝落。

　　佛猶如此。

　　我把眼一閉，心一硬，如果現實是這樣，那就這樣，這些是沒辦法的事。只有一次，我奶奶去世幾年后，石榴樹被砍了，我不知道怎么了，電話里沖我爸又哭又喊，長大成人后從沒那樣過。我爸后來找了一個新地方，又種了一棵石榴，過兩年來北京時提了一個布袋子給我，里面裝了幾個石榴，小小的紅，裂著口。

　　我看著心里難受。

　　我可以自管自活著，在旅行的時候回憶童年。但我是從那兒長出來的，包括我爸在內，好多人還得在那里生活下去。每天要呼吸，喝水，在街頭走過。人是動物，人有感覺，表姐在短信里說：“再也沒有燕子在屋檐下搭窩了，下了雨也再也看不見彩虹了。”

　　“再也”，這兩個字刺目。

　　我和老郝動身，二〇〇七年，再回山西。

　　我碰上一個官員，他說：“你是山西人，我知道。”

　　“對。”

　　“臨汾的？”

　　“嗯。”

　　他知道得很清楚。帶著一點譏笑看著我：“你怎么不給山西辦點好事兒？”

　　“我辦的就是。”

　　王惠琴七歲了，剪了短頭發(fā)，黑了，瘦了，已經有點認生了，遠遠地站著，不打招呼只是笑。一笑，露出兩只缺了的門牙。

　　她家還是沒有搬，工廠也沒搬。在省環(huán)保局的要求下，企業(yè)花了六千萬把環(huán)保設施裝上了，帶著我們左看右看：“來，給我們照一照。”我問：“你這設備運行過嗎？”老總的兒子嘿嘿一笑：“還沒有，還沒有。”

　　當地炸掉了不少小焦化廠的煙筒，炸的時候，有個在工廠打工的農民爬到了煙筒上，苦勸才下來，跟我說：“你說我干什么去呢？地沒了，貸款也難，房子也不能抵押。但凡能干點買賣，我也不愿意干這個，誰不是早晨起來天天咳嗽？”

　　八月，我采訪時任山西省長的于幼軍。他說：“山西以往總說自己是污染最重的地方之一，我看把‘之一’去掉吧，知恥而后勇，以‘壯士斷臂’的決心來治污。”

　　我問：“之前也一直在說治理污染，但關閉了舊的，往往可能又有一批新的開出來，為什么？”

　　他說：“為什么以前管不��？是因為責任制和問責制沒有建立起來，沒有真正落實。就算經濟總量第一的地方，考核官員時，環(huán)保不達標，就要一票否決，錢再多，官員提升無望。”

　　我問：“也有人懷疑，它會不會只是你任期的一個運動，過去了，可能會恢復常態(tài)？”

　　他沉默了一下，說：“我剛才說到的，一個是責任制，一個是問責制，只要這兩條能夠認真堅持的話，我想不會出現大面積的反彈。”

　　我問他：“為什么不能在污染發(fā)生前，就讓公民參與進來去決定自己的生存環(huán)境？”

　　他說：“你提了一個很對的問題，一定要有一個公民運動，讓公民知道環(huán)境到底有什么問題，自己有哪些權利，怎么去參與，不然……”

　　他沒說下去。

　　一個月之后，臨汾黑磚窯事件，于幼軍引咎辭職。孟學農任代理省長。一年之后，襄汾塔兒山鐵礦潰壩，二百七十七人遇難，孟學農引咎辭職。我從家鄉(xiāng)人嘴里聽到一句慘傷的自嘲：“山西省長誰來干，臨汾人民說了算。”

　　臨汾八年內換了五任班子，塔兒山潰壩事件中，被判刑的官員副廳級干部四人、處級干部十三人、處以下干部十七人。當年送我小蝌蚪的小男孩，是國土局的一個科長，服刑一年。

　　在臨汾時，我曾去龍祠水源地拍攝。

　　沒有太多選擇。臨汾下面的堯都區(qū)有三個主要的水源地：龍祠、土門和屯里。根據環(huán)保局二〇〇五年六月的監(jiān)測，土門向供水廠聯網供水的十五口水井，總硬度和氨氮濃度大多嚴重超標；屯里的水源地由于污染過重，在二〇〇三年十月被迫停止作為市民集中式飲用水源。

　　山被劈了三分之一，來往的煤車就在水源地邊上。水源地只有十畝左右，“最后這點了，再沒有了。”邊上人說。

　　我站在柵欄外面往里看，愣住了。

　　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山西。

　　附近村莊里的小胖子跟我一起，把臉擠在鐵柵欄上，誰都不說話，往里看。水居然是透亮的，荇藻青青，風一過，搖得如癡如醉，黃雀和燕子在水上沾一下腳，在野花上一站就掠走了，花一軟，再努一下，細細密密的水紋久久不散。

　　一抬頭，一只白鷺拐了一個漂亮的大彎。

　　這是遠古我的家鄉(xiāng)。

來源：網絡整理 免責聲明：本文僅限學習分享，如產生版權問題，請聯系我們及時刪除。

《柴靜：山西，山西》由互聯網用戶整理提供,轉載分享請保留原作者信息,謝謝!
鏈接地址：http://m.hmlawpc.com/gongwen/232992.html

• 上一篇：云裳讀后感400字
• 下一篇：張曉風散文精選讀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