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的心里其實都會有想要過的生活，但是現(xiàn)實我們卻還是一直的奔波著，每個人想要的生活都不一樣，大城市的節(jié)奏也并不適合每一個人，接下來就請大家隨小編一起來看這篇文章吧。

我長到25歲，第一次覺得自己在生活，前面的25年，考試或者掙錢，生活都“在別處”。對我來說，唯一想要的生活就是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寫作上，現(xiàn)在我做到了。

在這些美麗的漫長的夏日的黃昏；?

但我知道，奇跡不再降臨，?

我也不再是那個手持鮮花?

在機場出口迎候的人。?

——王家新《來臨》

畢業(yè)季，常逢夏日。從某一年的此刻，陽光融化了我們“學生”的身份，然后，被一份份表格重鑄成各種身份，走向真正屬于我們自己的人生。

重鑄的過程，或電光石火，或緩慢綿長，也許有驚喜和意外，也許還會有疼痛與煎熬。而重鑄后的模樣，只有我們自己才知道。

1

即將畢業(yè)的時候，宿舍里7個人有5個在忙于保研、考研、出國，這個時候，大學4年的生活可以被簡化成一張表格，而這張表格決定著你的未來。

我的表格上一片空白，沒有競賽獲獎，沒有課題，沒有出國交換，也沒有一個漂亮的績點。我沒有提前規(guī)劃過自己的未來，整日忙于維持一個文學社，寫詩、開讀書會、辦朗誦會，待到反應過來的時候，申請什么都已經(jīng)來不及了。而我也不想再繼續(xù)讀書了，我唯一的想法是，再也不要考試和寫論文，找一份工作應付一下，然后把其他全部時間用來寫小說，成為一名作家。

畢業(yè)前，我找了一家圖書公司實習，公司離學校不遠，步行20分鐘。公司在一棟寫字樓里，一個大的工作間，分出許多小格子。每個人的空間就是那一個格子，上班下班打卡，遲到早退扣錢。

我負責一個公眾號的運營，通常的工作是復制粘貼一些很文藝的文章進去，寫一個導語，不時插入一些自己公司做的書的書摘，每天打開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分析一下什么類型的文章閱讀量高。

周一至周五，我早上在同樣的時間走同樣的路線進入這棟寫字樓，8小時后，走同樣的路線回到學校。每到周五就感到歡欣，到周日晚上，就感到失落和頹喪。

3個月后的一天上班路上，我感到了一種積攢到頭的抗拒，抗拒等待著我的格子間。于是我給工作室總監(jiān)發(fā)了一條微信，說，我情緒不太穩(wěn)定……想請假休息一下。我原地轉(zhuǎn)了個身，去了火車站，買了一張到南方的車票，去杭州工作的男朋友那里住了幾天。

做一個上班族的嘗試這么快就失敗了，我發(fā)現(xiàn)自己沒有辦法日復一日走同一條路，也沒辦法忍受每周的情緒循環(huán)。我也不喜歡做微信公眾號運營，沒有創(chuàng)造的價值感。

這時，一個畢業(yè)多年的師姐在朋友圈里發(fā)了一條招聘實習文化記者的信息，我私信問她，我可以去嗎？她說，好呀，來試試。她告訴我，這個工作就是跑跑文化活動，做文化類的采訪，最關(guān)鍵的是，不用坐班。

我和師姐在一家咖啡館里見了面，就當是面試，她是這家新媒體網(wǎng)站的文化組總監(jiān)。她剛?cè)肼毑痪�，文化組也剛組建，現(xiàn)在組里只有兩個人，一個記者和一個實習生。

我們隨便聊了聊天，幾年前她從一家媒體辭職，去了印度和東南亞，在那里玩了幾年。她寫詩，而且寫得很好。她沒說太多工作的事，而是跟我說“一定要去印度”。她告訴我實習生是一個月1200的工資加稿費，如果入職，每個月工資應該不低于7000。7000對我來說已經(jīng)高出預期了。

2

這年7月，我大學畢業(yè)，我的男朋友小曹辭職回到了北京。

他比我早兩年畢業(yè)，是定向師范生，畢業(yè)后直接回到原籍杭州做語文老師，他與大學吉他社的朋友約好，一起辭職回北京組一支樂隊。小曹想在學校附近找一間房子，這樣可以借用學校吉他社的排練室練琴。我在學校對面的北郵家屬樓租了筒子樓里的一間，20平米，有衛(wèi)生間，每月租金2600元。

畢業(yè)前，我就從宿舍搬了出來，在自己租的屋子里寫稿。其實我可能并不適合做記者，因為我太內(nèi)向，和人打交道會讓我焦慮，但寫東西是我唯一愿意做也唯一會做的事。

第一次采訪前，離那天還有一個星期，我就開始心神不安，只要不在準備采訪就很慌。因為焦慮，我在新租的房子里住了一個月，都沒有心情收拾房子。不過我想，這只是暫時的，有過幾次采訪就不害怕了，就能找到節(jié)奏，安排好工作時間和自己的時間。我還是挺希望能夠入職的，因為時間靈活，每一次任務和每一張面孔都是新鮮的，不用每天走重復的路，然后整天坐在格子間里，而且是在創(chuàng)造出有自己署名的文章。另外，有一個瀟灑自在、開會永遠遲到的總監(jiān)，工作應該不會太累。

一開始寫稿太慢太少，也沒寫出什么有分量的稿子，快畢業(yè)時終于得到了一次機會。德國漢學家顧彬來我們學校講學，同事說，這不就是那個說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的漢學家嗎，可以采訪一下。我接下了這個任務，每周去研究生教室里聽顧彬的課，最后一節(jié)課咬咬牙走到他邊上：“我在一家媒體做實習記者，想對您做一次采訪。”

他干脆地答應了，給了我名片。采訪那天，師姐陪我一起去了，我提前半小時就到了約定地點，而師姐這時才剛剛出發(fā)。采訪時師姐在旁邊聽著，我硬著頭皮發(fā)問，只希望無論如何不要冷場，顧彬一直板著臉，直到送我們出門，才做了一個笑的表情，拍了拍我的肩膀表示友好。

在電梯邊，師姐說：“你可以呀。開始采訪了就不緊張了吧？”

“緊張，”我說，“他一直都沒笑過。”

稿子寫出來，編輯從顧彬的話里面摘出來一句“余華他完了”放進標題里——足夠有爭議，足夠吸引眼球，文章閱讀量還挺高的。

學校要我們填去向表了，我鼓起勇氣問師姐，我能留下來工作嗎？她給了我人力部門的聯(lián)系方式。我收到了工作合同，工資是每個月5500元。師姐說，主編告訴她本科畢業(yè)生的工資是5000元每月，她又替我爭取了500元。工資比早先說的要少，每個月減去房租就剩兩千多塊了，不過也夠生活。

入職之前，師姐約我和另一個實習生一起吃飯。我們在北鑼鼓巷散步，路過了一家彩票店，我們一時興起，進去一人買了一張。吃晚飯的時候，我們還真有點期待地等著開獎那一刻。師姐說，我要是中獎，馬上辭職去旅行，把你們兩個都帶上。當然，三個人一分錢都沒有中。

3

我辦好了入職，師姐告訴我，她要卸任了，做總監(jiān)太累了，就跟主編提出做一個普通的編輯，讓新招聘來的同事做總監(jiān)。

新的總監(jiān)到公司來和我們見面，她說，在行業(yè)里做了十幾年，現(xiàn)在是一個人擔起擔子的時候了。她看起來經(jīng)驗豐富，果決強干，有勵精圖治、把文化組做出樣子來的決心。

我和師姐一起去跑活動的時候，她說：“你怎么想，我可能會走，回印度去。”我說：“剛上班呢，怎么也得干一陣啊。”

正式工作的第一天，我就接到了三個題，一個文學獎的報道，一個采訪，還有一個突發(fā)事件——兩位作家打起了官司。總監(jiān)讓我抓緊時間，立刻打電話采訪其中一位作家，然后就發(fā)了電話號碼過來。我不得不立刻打電話過去，連緊張的時間都沒有。

對方的語氣并不太友好，她說：“你們記者總是把我往一個方向上引導，我都不敢說話了。”我特別委屈，心里說，老師，我不是這樣的呀，我才第一天上班，幫幫忙好不好。電話掛了，我再打過去的時候，已經(jīng)被拉黑了。我第一次真實地感到，記者在很多人眼里，可能是討厭的角色。

就這樣，我毫無緩沖地進入了工作狀態(tài)。公司規(guī)定，每人每個月要完成12篇稿件，意味著兩天半就要寫完一篇稿子，新媒體的節(jié)奏就是這么快。這個任務放在其他報道新聞的組里可能還可以接受，但在文化組，隨便一篇稿子就是5000字，采訪前還要讀完作家寫的書。

我每天從早上起床就開始工作，跑活動、采訪、整理錄音，一口氣到夜里11、12點甚至3、4點。不用去上班，也就是沒有休息日，一周7天都在工作，哪里還有時間寫作。我想，可能是因為剛剛?cè)肼�，業(yè)務還不熟練，等到熟練了就快了，就有空閑時間寫小說了。

10月初的一天，我早上起來去跑活動，因為每天熬夜，我通常是不早起的，這天早上7點多就起來，從外面回到家就寫稿。寫完稿，覺得身上力氣都用盡了，頭開始痛，一痛就痛了幾天，躺在床上什么都做不了，站起來覺得虛弱得路都走不動。

我去醫(yī)院看中醫(yī)，醫(yī)生把了脈，沉默了一會兒，問我，你在上班嗎？我說這幾天請假休息了。他說，你不要上班了，在家休息個一年半年。又補了一句，你精氣神都虛。他給我開了很多大補的中藥，還建議我多運動，不要做跑步這么劇烈的運動，就多出去散散步。

但我在床上躺了一個星期就繼續(xù)工作了，偏頭痛每一兩個星期都要發(fā)作一次，一發(fā)作就要在床上躺兩三天。有的時候我手里同時積攢著6個題，不要說寫小說，就連走路時抬頭看看天空都沒有心情。我夜里經(jīng)常做噩夢，夢見發(fā)洪水、墜機，或者考試、發(fā)瘋，然后尖叫著醒來。

和一位今年研究生畢業(yè)的文學社師兄一起吃飯。我說，工作太累了，我就算工作以外有一點時間，也都是在生病，根本沒時間寫東西。他說，他每天下了班也沒什么事情做，還有雙休日，但是也什么都沒寫，下了班就覺得累，就想在沙發(fā)上躺著。

冬天到了，霧霾又籠罩了北京，呼吸都覺得困難。

小曹的樂隊沒排練幾次就解散各奔東西了，學校吉他社的排練室被團委收回去做了辦公室。小曹開始失眠，要天亮才能睡著，睡到快吃晚飯，然后背著吉他去學校轉(zhuǎn)，想找一個容身之地，到晚上11點多，學校的所有大門都要鎖上了，他又沮喪地回來。在濃重的灰黃色大霧里，他騎著電動車帶我去食堂吃晚飯的時候說，絕對不會在北京待第二個冬天了。

冬天天氣陰冷，有一天我癱在沙發(fā)上工作，正準備站起來，腳落在地上一用力，突然感到腰后連著大腿的神經(jīng)一陣刺痛，我腿一軟跪了下去。去醫(yī)院拍片子檢查，是腰間盤突出，醫(yī)生建議不要久坐。這時小曹在昌平的村子里租了一間沒有任何取暖設施的平房，想練琴，但手都伸不出來，天氣冷，水管都凍住了，也沒有水用。

過春節(jié)回家，公司布置了任務，寫一篇關(guān)于家鄉(xiāng)春節(jié)風俗的稿子。我采訪了家人，但是覺得沒心情動筆，一天在走親戚的時候突然莫名其妙坐在茶幾邊上哭了起來。我趁著情緒失控給總監(jiān)發(fā)了一條微信：我身體支撐不住了，想辭職。

4

年后回到北京，總監(jiān)單獨請我吃了一頓飯，聊著聊著聊到了工作，她想留下我。

“我身體實在太差了，以現(xiàn)在的精力，工作和寫小說之間只能做一件事，我想寫小說。”

“要是減輕點任務量呢？”

“一周寫一篇可以嗎？”她同意了我一周只寫一篇大采訪稿的要求。

師姐辦了辭職，去了印度。我又回到工作中，雖然減少了工作量，但我的頭痛沒有減輕反而在增重，以前是除了工作都在生病，現(xiàn)在是生病之余偶爾能夠打起精神工作。拖著稿子的時候，我對總監(jiān)和同事充滿了愧疚，這是最折磨我的事情。

漸漸的，我對自己的工作產(chǎn)生了厭倦，我工作的大部分內(nèi)容，都是對接出版社的新書，為新書做宣傳，我覺得自己不過是文化工業(yè)中的一環(huán)，在協(xié)助書籍這一商品的營銷。當然在其中能夠盡力傳播一些理想和價值，但這不是我要做的事情，我想用自己的作品創(chuàng)造價值。有時，我坐在別人的新書發(fā)布會的媒體席上，記錄著上面作者的發(fā)言，我會想象，有一天我坐在上面談論自己的作品。

我又一次提出了辭職，又一次妥協(xié)，變成了一個月寫一兩篇稿子，接受工資的評分制度，達不到評分標準就扣工資，能拿到多少工資就算多少。

我退了一個月2600元的房子，從二環(huán)搬到了六環(huán)的宋莊，租了一個每個月900元的房間，那是專門搭建起來租給外來打工者和窮藝術(shù)家的房子，長長的陰暗走廊里像旅館一樣一個房間挨一個房間。

小曹在離我10公里左右的地方，在與河北僅隔一條潮白河的村口租了一個村民搭建起來的小磚房，每個月房租700。那個房子在一個大桃園里面，沒有自來水沒有網(wǎng)，房間里一張大炕，小曹一個人住在那里，在園子里種了點菜，養(yǎng)了一條狗和幾只雞，沒有其他的事情，只練琴。他度過了一些快樂的時光，春天桃花開了整園，夏天結(jié)了桃子，他的琴藝也隨著桃花的開放而進步。有時候我和幾個朋友到他那里，在桃園里的樹墩上擺碗筷吃飯，在炕上睡大通鋪，墻上爬著很多蚰蜒，有時會從房頂?shù)粝聛怼?/p>

夏天到了，我工作滿了一年，小曹也來北京一年了，我們決定回杭州去。小曹說他不那么喜歡北京了，北京讓人煩躁。杭州的朋友不論是彈琴還是畫畫，玩得自得其樂，北京的朋友不光想玩，可能還想成功。

以離開北京為理由，我終于徹底辭職了。辭職的過程拖了半年之久，我稱它為“漸進式辭職”。辦好離職手續(xù)那天，我和小曹慶祝了一下，在宋莊的路邊攤上吃了一頓小龍蝦。

小曹和杭州的幾個朋友說好，一起租下杭州村子里的一棟小房子，整棟房子一個月的租金是2000多，平均到每個人身上，每月只有300多。我們交了一年的房租，把行李寄去，準備離開北京。

我就這樣一步步地，從北京的“正常”生活里退縮出去。

5

公交車逐漸開上了小路，視野變得開闊，道路左彎右彎，兩邊的樹木和田地向后退去，青山在四周綿延，山腳下散落著設計各異的三四層小洋樓。從火車站來這兒兩個多小時路程的疲憊，一呼吸到這里新鮮的空氣就被驅(qū)散了，我看著窗外的田野、樹林和人家，心里越來越輕快。

我在路家頭口公交站下車，沒看到站牌，車就在田地邊兩條路的交會口停下了。蘇過來接我，帶我去我們的房子。離公交站也就50米，大門敞開著，一個不大的院子，堆著些臟兮兮的椅子，院墻邊上長著一些植物。房子是深灰色的，有3層，二層露出一個陽臺。房子門口掛著一個日式酒屋招牌樣的紅燈籠，房門敞開著半扇。

我走進里面，空間很大，但亂糟糟的，只有蘇一個人在家，她坐在一進門的桌前寫著什么東西，身邊堆著一堆大紙箱，是我從北京寄來的行李。二樓也堆著一堆紙箱，不知是誰的，二樓到三樓的墻上掛著許多畫，三樓一扇木頭門上印滿了油彩的白色手印，一些樓梯的角落還結(jié)著蜘蛛網(wǎng)。我走進二樓自己的房間，床是半塌的，睡覺可能會滾下來，想開燈，發(fā)現(xiàn)沒有燈泡。

蘇說帶我村里轉(zhuǎn)轉(zhuǎn)，我們沿著村子唯一一條道路向上走去，路上幾乎沒有人。這是我第一次到南方的村子，它和北方的村子差別太大了。

北京周邊的村子里，地上全是灰和垃圾，房子都是土舊的磚房，讓人想到“貧窮”、“勞苦”之類的詞。眼前的這個鄉(xiāng)村，道路干凈，房子都很漂亮，四周一片清綠，讓人想到的是“自然”、“靜謐”、“富饒”。

村子叫紫荊村，路邊墻上畫著吹笛的古人，寫著“中國竹笛之鄉(xiāng)”，路邊的山上生長的全都是竹子，村民們主要以制笛為生，家家都是笛子作坊。走到村子中心，有兩家小賣部、一家菜店、一家水果店，再往上走到了村子盡頭，有一個水庫，站在水庫大壩上俯瞰，村子被青山環(huán)繞著。再往前走就出了杭州，到了臨安。

小曹比我晚到幾天，幫我把房間修繕好。我房間的全部家當是一個大書架、一張書桌、一把椅子、一張床和一個組裝衣柜。小曹在一樓占據(jù)一個房間，四面墻上釘著木板，墻角貼著隔音棉，吉他音箱種種設備都裝備好，作為他的工作室。

我每天早上起床出去跑步，跑到菜店買菜回來，回到家讀一會兒書，下午寫作，晚上看個電影，小曹每天把自己鎖在工作室里悄悄寫他的歌。我手頭有一點點工作攢下的積蓄，打算不時接點寫稿的零活賴以為生。

6

我們的門牌號是路家頭9號，我們將這個家簡稱為路家頭。路家頭一共住了8個人，這8個人全都沒有工作。

我、小曹和蘇是校友，蘇是學哲學的，在英國讀研究生，讀不下去，休學回來了，被我和小曹慫恿到了杭州。她沒上過班，身無分文，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每周和英國的精神分析師連線做精神分析。她在為出版社翻譯一本書，要半年后才能拿到稿費。

阿木是皮匠、拍賣師、修表師，他在院中倉庫里做皮具，這是他的謀生方式；所謂拍賣師，就是在一個微信拍賣群上介紹拍賣品然后發(fā)報價和落錘的表情包，每周工作3個晚上，這給了他固定的收入。修表是他現(xiàn)在癡迷的事情，他每天在工作室里攻克表盤里的難關(guān)，出來吃飯的時候脖子上還套著放大鏡，他把拍賣和做皮具掙來的所有錢都花在了買修表工具和零件上。

倉庫里做皮具的阿木（作者供圖） ?

桃子和任上讀的是杭州一所大學的藝術(shù)專業(yè)，桃子是首飾設計師，主要做銀飾，柜子上擺著各種漂亮的石頭、珠子、線繩。她的老公moii是法國人，兩人在東南亞旅行時認識，然后moii專程飛到中國與桃子結(jié)了婚。moii有時在網(wǎng)上下圍棋和打德州撲克賺錢。任上是個畫家，房子里掛的那些不明所以的畫出自她手，她還做不明所以的實驗音樂并且有一支樂隊。

大河是名攝影師，但她更像一個巫師，她擺弄星盤、塔羅牌和水晶，給人做催眠和意象治療。

這樣一幫人在寧靜的村子里引起了側(cè)目，走在路上村民總是多看我們幾眼，我們每天都去同一家面館吃面，在面館里總有人問，你們是干什么的？我們不知道怎么回答，就說，干什么的都有。

7

蘇找到了給媒體翻譯稿件的工作，一個月翻譯一篇能進賬一千多塊錢，我們每個人都保障了基本的生存需求。我們在山中的這個小村子里，過起了再正常不過的日常生活。

每天中午起床，到村頭一家面館吃面，下午回到各自的房間或者工作室里忙自己的活計，晚飯輪流下廚。忙自己的事情忙累了，就坐到一樓或者二樓布置好了的公共區(qū)，抽根煙聊會兒天，或者用投影儀放部電影。除了一日兩餐和水電費，我們基本沒有其他消費，村子里也沒有什么可消費，頭發(fā)我們自己剪，電燈我們自己修。我們很少出村，不過很會在村里自娛自樂。

阿木有一張弓和一把箭，他總說自己有蒙古人的血統(tǒng)，其實他干干瘦瘦像營養(yǎng)不良。在院墻邊上他放了一個墊子做靶子，有時上面掛一個塑料瓶或者一個桔子做靶心，站在院子的另一邊拉弓射箭。有一天他開心地說帶我們上山打野味，辛苦地從陡坡攀上山，山中只有竹子，沒有任何動物的蹤跡，以至于當阿木看到一只麻雀飛過，就高興地一聲驚呼，箭“嗖”地射了出去，消失在了茶樹叢中。我們鉆進茶田扒來扒去，也沒有找到那支箭。我們空著手從山的那一頭下來，經(jīng)過另一個村子，阿木背著弓，蘇腰里插著箭，大白天走在村子里，像是從哪個朝代里穿越過來的人。

天氣開始轉(zhuǎn)冷，在房間里寫作，手都伸不出來了。我們沒有空調(diào)，各自買了電暖器，但是房子里只要有兩個電暖器同時運作，就會跳閘斷電。小曹從自己的工作間里接了一根電線出去，我們就每天晚上瑟縮在這個房間取暖。經(jīng)過商量，我們湊錢從網(wǎng)上買了一個燒煤的暖氣，里面灌上水，一只煙囪從窗戶伸出去，我們從村民那里拉了一箱蜂窩煤回來，每天引火、填煤，看著溫度表上的數(shù)字上升。下了很大的雪，院子里的積雪有一公分厚，我們出去散步，山上的竹子被壓斷了許多，雪中溪水還在潺潺流著，我在北方從來沒有看到過雪、綠葉和沒結(jié)冰的水出現(xiàn)在一起，像古代冬雪水墨畫。停了水，我們發(fā)現(xiàn)是院子里水管被凍住了，燒了開水往管子上澆；又停了電，我們自己換零件修好了電閘。我們架了一口鍋在爐火上，穿著厚厚的羽絨服，圍著爐子吃火鍋。

過年回來風已經(jīng)變暖，路邊的桃花周圍有了蜜蜂圍繞，一片田地一天天由綠色變成淡粉變成玫瑰色。我們背著平日里買菜的背簍，拿了一把鋸子，去村里采花，一個下午滿載而歸。找來各種瓶子罐子插了鮮花，擺在家門口、家里每一個桌子上。四月初，我們幫面館老板娘去山上她家茶田里采茶，掐茶樹上那些鮮嫩的尖芽，作為報償，割了一筐蕨菜回去吃。

我們的小雞在孵化器里孕育了21天后在某個早上破殼而出，先是聽見微弱的叫聲，一只蛋殼被啄了一個口子，然后慢慢地裂開。“出來了！”我們擠在孵化器邊上，像老婆生了孩子一樣高興。一只掛著濕噠噠的毛、裸著皮膚的丑家伙在里面掙扎，逐漸擺正了頭和爪子的位置，成為了一只小雞的模樣。守了兩天，我們有了17只毛絨絨的小雞雛。我們本來有一只貓，還養(yǎng)了一只撿來的狗，從別人那兒抱回了一窩兔子，路家頭人丁更加興旺。

天氣幾天涼快幾天炎熱，突然有一天持續(xù)地炎熱了起來。我們一行人提著一只地籠，拿著一根加長的裝了個鉤子的魚網(wǎng)，以為不引人注意地抄小路到了河道邊。阿木脫掉鞋跳下河，把地籠橫進河里，一頭拴在石頭上。然后我們伸長那根改良過的魚網(wǎng)摘李樹上的果子，鉤子鉤住李子，李子就掉進了網(wǎng)里。旁邊的村民沖我們喊：“去摘那棵樹，那棵樹上多！”第二天早上收地籠，里面有幾條好肥的泥鰍，還有一些叫做沙塘鱧的小魚，我們把它們放進后院養(yǎng)魚的水池，準備日后吃，幾天后在院子里放電影吃露天燒烤，想烤魚，水池里太渾濁，找不到了。過了幾天，地籠也被偷了。

一天晚飯后出門散步，一些男孩子在村委會后面的籃球場上打籃球，村子里平時很少見到年輕人，我們想起，這天高考結(jié)束了。畢業(yè)季到了，許多孩子將要離開村子，而我們這些畢業(yè)2年、4年、10年的人，在這個村子里即將度過第二年。

8

有時會有有工作的朋友來家里做客，對他們來說是出趟遠門，到郊外度個假。他們可能有1萬左右的月薪，我說，哇，好有錢，我們的朋友這么有錢。然后蘇說，但是他們沒有人像我們這么閑。沒人能睡到中午起床，白天就坐在自家院門口曬太陽，有心情就去爬山下河。關(guān)鍵是，沒人能為自己工作，用喜歡做的事情謀生。

那天我們到市區(qū)里看電影，之后在一家店里吃了燒烤，市里入夜還燈火通明，一排一排都是商店和館子，不像村里，天一黑就只有路燈亮著，兩家小賣部都很早就關(guān)門了。

“出來玩好不好？”小曹問我。

“好。”

“喜歡村里還是喜歡城里？”

“村里。因為城里好像只有消費這一件事。”我說。

“我也喜歡村里，還是村里好玩。”

我長到25五歲，第一次覺得自己在生活，前面的25年，考試或者掙錢，生活都“在別處”。對我來說，唯一想要的生活就是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寫作上，現(xiàn)在我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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