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13歲的小男孩發(fā)現(xiàn)，每次父母送他去好友家過夜的時候，家里一定發(fā)生了什么大事。后來，這個小男孩決定一探究竟，偷偷溜回家里，發(fā)現(xiàn)父親躺在擔架上從家里被抬了出來，這時候他才知道父親因為中風癱瘓了。最后，終于允許他在醫(yī)院探望父親的時候，他看到了父親眼里徹底的無助。

這樣的經(jīng)歷讓這位男孩走上了探究絕望與無助的研究道路。直到后來，他進入了賓州大學攻讀實驗心理學的研究生，剛進實驗室看到了教授和學長們在對動物進行一場經(jīng)典的巴浦洛夫條件反射實驗，此時那些狗們在電擊下卻一動不動，讓老師和同學們?yōu)殡y。然而，這個實驗背后的意義，讓這位有著親身經(jīng)歷的研一新生感到震驚[1]。

從此之后，他開啟了一項關于“無助”的研究，這就是1967年，塞利格曼和同仁在實驗中發(fā)現(xiàn)的“習得性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從動物開始到人的研究，塞利格曼的“習得性無助”以及隨后的積極心理學，改變了心理學被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斯金納的行為主義在心理學上所占的主導地位。

為何會出現(xiàn)無益于演化的“習得性無助”？

從“習得性無助”理論開始，塞利格曼發(fā)現(xiàn)人可以改變這種無助狀態(tài)，將悲觀轉(zhuǎn)變?yōu)闃酚^，將“無助”轉(zhuǎn)換成為“自助”，并將積極心理學普及給大眾。之后，他在1998年高票當選為美國心理學會主席，更是對其貢獻的肯定。

因此，“習得性無助”是塞利格曼積極心理學研究的基礎。然而，塞利格曼卻并沒有為這個“習得性無助”提供一個演化生物學基礎。那就是，為何很多人和動物，采取悲觀態(tài)度，習得了無助？

根據(jù)演化生物學的看法，樂觀進取、積極向上，面對挫折勇于拼搏，才能在物競天擇的演化道路上生存，才能取得生存優(yōu)勢，將自身的基因復制下去，而悲觀和無助的態(tài)度則明顯與這個不相符？

舉個例子，在危機重重的叢林里，人類的祖先如果因為受到驚嚇或是深陷危險中，無助感并不能讓他躲開危險的動物，反而是那種善于進取的那一類較能獲得更多食物。在人類群居部落里，天天獵不到食物怨天尤人的人，肯定沒有那些打獵多的人有地位，較能獲得雌性青睞，較能更多地獲得食物與交配機會。而這類悲觀的人，就在演化的道路上，越來越少，樂觀的人則越來越多。

演化博弈論

說起演化生物學，不得不說的就是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書里，道金斯提出了人是基因的載體，是基因借以自我復制的工具。在《“不朽的基因”與人類三大定律》一文里，我已經(jīng)介紹過了他的理論，基因是不朽的，而人類必須要滿足基因為我們設定的三大定律。

《自私的基因》一書中，道金斯引用了約翰·梅納德·史密斯[2]提出演化穩(wěn)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ESS）模型，解釋了生物在演化中，各個物種個體與群體之間的生存策略。

史密斯則被視為演化博弈論之父，道金斯更認為“我們最終會承認ESS概念的發(fā)明，是自達爾文進化理論上最重要的發(fā)展之一……從長遠觀點來看，我預期ESS概念將會使生態(tài)學發(fā)生徹底的變革”。史密斯的《演化與博弈論》這本書我還未有幸閱讀，所以這里使用道金斯引用過來的觀點。

道金斯例舉了鷹和鴿的例子，我這里簡述如下：鷹采取的是搏斗至死的策略，鴿子采取的是嚇唬一下打不過就跑的策略，在鷹和鴿子的演化博弈中，鷹和鴿的比例會達到演化上的穩(wěn)定性。

在生物界的實際情況，的確與演化博弈論的結(jié)果相去不遠。道金斯總結(jié)說：

習慣于贏的個體就越會是贏，習慣于失敗的個體就越是要失敗。實際情況就是如此。即使開始時個體的勝利或失敗完全是偶然的，它們會自動歸類形成等級。這種情況附帶產(chǎn)生了一個效果：群體中激烈的搏斗逐漸減少。

——來自道金斯《自私的基因》

悲觀者的生存策略

至此，我們已經(jīng)看到了演化博弈論來分析塞利格曼“習得性無助”的理論可能性。悲觀與樂觀兩種人，只是在生存策略上采取了的不同的方式。

ESS悲觀樂觀

悲觀互不傷害，各得其所悲觀退卻，樂觀勝利

樂觀悲觀退卻，樂觀勝利互斗，直到分出勝負

這個表的結(jié)果與道金斯分析的鷹派和鴿派一樣，最終在悲觀與樂觀者會達到一個穩(wěn)定的演化平衡。也就是說，在群體演化中，基因會讓所有除自己之外的都看作是競爭者，而與之相互競爭的過程中，有人采用的是鷹的策略（樂觀），有人采用的是鴿的策略（悲觀）。

塞利格曼在實驗室里也有發(fā)現(xiàn)，無論實驗多少次，無論人和動物，都會出現(xiàn)有1/3的樂觀者，即不會變得無助。塞利格曼正是對這些不會變得無助的人（動物）的研究，才讓他從“習得性無助”的研究上，轉(zhuǎn)變到了積極心理學。

這些實驗的結(jié)果，為我們提供了一條很好的線索，也就是說三分之一的人采用的是樂觀的、積極的、鷹的策略，而三分之二則是使用的是悲觀的、無助的、鴿的策略。道金斯給出的鷹鴿比例大約是7:5，因此無論是鷹與鴿，或是人類的悲觀與樂觀，都能在演化博弈論中達到均衡和穩(wěn)定。

由這樣的解釋可以看出，塞利格曼的“習得性無助”實驗，其實是放在可控的實驗室里，把外界的刺激如電擊，來測試人和動物的反應，實際上更可能的情況是，這些外在刺激，更可能是生物體（實際上是基因）在演化過程中，面對競爭者所采用的一種生存策略。因此，塞利格曼的實驗可以改變實驗條件，把電擊改為一個外來的掠奪者或進攻者，而這樣的情形在生物界的例子比比皆是。

道金斯例舉了一種墨西哥群居的蜘蛛，它們在受到驚動并被趕出所隱蔽的地方時，就會跑到同一物種的其他蜘蛛的隱蔽地點去藏身，而這個地方的蜘蛛再去尋找其他蜘蛛的隱蔽地點，最后經(jīng)過這樣一系列的“遷徙”，最后達到一種穩(wěn)定。這里的這種蜘蛛，采用的就是不進攻的策略，如同悲觀者可能的情況。

如何反叛演化的宿命

為心理學提演化生物學的基礎，不是要以本質(zhì)主義的方式，將心理現(xiàn)象當作一種被演化所決定，正如道金斯認為的那樣，我們被基因控制下的行為。實際上，反而是更能讓我們看清，這種演化生物學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得到矯正，人類也在多大可能上反抗基因獨裁。斯坦諾維奇的《機器人叛亂》，就為我們打開了另一種視野。

塞利格曼用積極心理學，轉(zhuǎn)換了“習得性無助”，將悲觀者轉(zhuǎn)變?yōu)闃酚^者，說白了其理論就是解釋風格的改變。

用雙系統(tǒng)（過程）理論[3]來說，我們基因所決定的習得性無助，是自動化系統(tǒng)，而分析性系統(tǒng)動用的是我們的工具理性。因此，改變自發(fā)的、習慣性的和自動化系統(tǒng)中的悲觀，我們就可能動用工具理性，運用我們的能力，讓我們從基因的魔爪中解救出來。

塞利格曼雖然沒有認識到“基因控制著載體”，或是演化生物學可以為其理論提供基礎，卻用另一種方式實現(xiàn)了載體的反叛。這種效果是非常明顯的，塞利格曼的多個案例已經(jīng)證實了，動用工具理性將悲觀解釋風格轉(zhuǎn)換為樂觀解釋風格，從而有效地逃脫基因控制的過程。

塞利格曼在多本書中[4]，對比了藥物、積極治療等方式所產(chǎn)生的不同結(jié)果。從演化生物學的角度更能進一步說明問題，抑郁癥或是其他悲觀產(chǎn)生的癥狀是系統(tǒng)一（自動化系統(tǒng)）導致的，那么就是基于生理條件的，也就是說可以用藥物治療。藥物治療的作用方式，就是直接作用于基因控制身體的策略上，終止或改變我們的ESS。

然而，塞利格曼承認，這種通過藥物，復發(fā)的可能性比較大。塞利格曼沒有解釋清楚，實際上放入基因的觀點來看，我們在某個局部使用藥物改變了基因作用機制，然而我們實際上是基因的載體，除非從根本上改變基因，否則藥物會被基因所吞噬。藥物，這個外來的東西，基因會對其產(chǎn)生抗拒，也就是抗體，最終使得病人復發(fā)。

而斯坦諾維奇的《機器人叛亂》上說過，既然我們可以用分析性系統(tǒng)來覆蓋自動化系統(tǒng)提供的反應，也就是說當我們用積極、樂觀的解釋風格，覆蓋了原本由自動化系統(tǒng)控制的悲觀型策略，從而達到了治療效果。

結(jié)論

在用演化生物學解釋了塞利格曼的“習得性無助”之后，我們可以看到，“習得性無助”并非是一種“壞”的習性，而是人類和生物在演化過程中，所學會的一種策略。這種策略可以通過后天的學習，進一步改變，動用我們分析式系統(tǒng)的理性思維模式，轉(zhuǎn)變解釋風格，就可以從悲觀者變成樂觀者。

雖然塞利格曼沒有將其理論建立在演化生物學的基礎上，但他的積極心理學，實際上為基因的演化心理學提供了最好的解釋和最充足的證據(jù)。

然而，當越來越多的人從悲觀者轉(zhuǎn)為樂觀者，很可能會達到另一種新的平衡和穩(wěn)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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